行文至此，问题又来了：李元吉既然志在夺嫡，那一次为什么不来个快刀斩乱麻，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块除掉呢？其实，那事儿看似难以理解，但开动脑筋认真分析分析，答案就不难得出——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朝中拥有的两股强大势力，贸然同时向二人发难，二人的众多部属借口为主人报仇起而造反，一定引发天下大乱。他自问至少眼下还不具备实力同时与两大势力为敌，乱军一起，他一条小命还保不保得住实在很难说，风险成本太大，怎么能轻易下得了决心呢？因此，他必须征得李建成同意，借李建成的旗号除掉李世民。那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一旦成功，李建成顺利登上了帝位，一定会遭到李世民旧部的报复反抗。那时候，他还可以维护正义的面孔出现，借机打出为李世民报仇的旗号，把李世民旧部那些不明真相者拉到门下，从而达到最终夺取帝位的目的。令人懊恼的是，李建成心性过于善良，一味顾念手足亲情，任凭他耍尽千般手腕，或旁敲侧击，或直言不讳，都无法奏效。他无奈之下，不得不跳到前台，公然派出刺客，谋刺尉迟恭等李世民的铁杆心腹；派人到李渊面前上奏，把李世民手下的谋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人一个个驱逐出秦王府，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矛盾的尖锐化，表面化。
武德九年五月末，突厥颉利可汗派大将郁射设率领八万大军攻入代州，意在长驱南下进犯长安。李渊得报，因考虑到李建成、李世民两派势力纷争日趋激烈，既然不便派李建成出征，也不想再让李世民统军，免得让他再次坐大，因此一直举棋不定。裴寂、封德彝等人揣摩李渊的意思，提议由李元吉挂帅，燕国公罗艺、天纪将军张瑾为副帅，率军出征。李渊本来担心李元吉没有统军才能，不敢轻易答应，但考虑到罗艺、张瑾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才欣然准奏，同时严戒李元吉凡事要多听从罗、张二人的主张，不得轻易自做主张。李元吉获得那样的好机会，心里那股高兴劲就没法形容了，趁机提出要求，尽调秦王府骁将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侯君集等随军出征，计划在战争中寻找机会，把他们一起除掉，从而剪尽李世民羽翼。李渊正愁没法奈何李世民的夺嫡野心，如果一下把李世民手下那班虎狼之辈全部调出，打完仗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各地任职，李世民失去那些人的支撑，野心再怎么大，能力再怎么强，孤家寡人一个，怕也无所作为了，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李元吉和李渊各自打的如意算盘，如果顺利得以实现，对李世民无疑是极为沉重的当头一棒。类似举措如果是用来对付一般的庸碌之辈，不必说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李世民那么一个工于心计的“有心人”，效果就正好适得其反——消息一经传出，他马上把问题的严重性看得再明白不过，他手下一班亲信因此而群情激愤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以他的精明机警，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气愤，但接着被部下的愤怒情绪一鼓，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李渊与李元吉那一举措，无异于义务地替他做足了部下的宣传鼓动工作，无形中把他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一致对外的看法意外地集中了，把士气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他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实现蓄谋已久的武装夺权行动，可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于是，他毅然决策，派人通知宫廷禁军总管常何及其手下两名副将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为内应，义无反顾地发动玄武门兵变。常何勇冠三军，历来是李世民心腹。李世民深谋远虑，数年前推荐他充任禁军总管，为了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还赐给他金刀一柄，黄金三十绽，让他永远记住那份情义。敬君弘和吕世衡也是李世民的旧部亲信，所以派二人充当常何副手。
玄武门兵变，人们历来持肯定态度。那种心情不难理解，因为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其实也谈不上开创，李渊在位时，对前朝的租庸调制、府兵募兵制、科举制都有过极好的完善，而《武德律》的修撰，不仅在当时，对其后的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乃至亚洲近邻各国的法律形成无不影响深远，李世民在那些方面仅仅是较好地继承并稍有改进而已），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但是，如果换一种情况，他当上皇帝后成了一个糊涂的昏君呢？人们是否会对兵变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笔者个人以为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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