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钟泱原本所在的时空，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网游之天下无双。随着朝代的更迭，前后共拥有六十多个正名和别称，是中外城市中历史名称最多的一座城市。
这座六朝古都，屹立在华夏大地的北方，不知见证过几代皇朝的兴衰荣辱。在这个正经受着苦难的土地上，北京依旧是整个民族的政治中心，是国家的象征。
在这段日子里，钟泱并非像旁人看起来的那样，无所事事的闲逛和看报纸。钟泱时常往返于同文馆和丽华公司，不是为了闲逛和泡妞，而是在搜集关于这片时空的历史信息。
同文馆里有着许多相关方面的资料可以查询和借阅，这正是钟泱迫切需要知道的校园全能高手。
和原本时空比较，这里的历史并没有太多相异之处。依旧是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清朝覆灭。次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同年3月迁都到了北京。
悲剧的袁老头依旧郁闷的死在了1916年6月6日，据说死因是尿毒症病发。但在钟泱看来，蔡锷和孙大炮对于这件事绝对是居功甚伟的。
可怜的袁大头啊，枭雄一世，到最后依旧是众叛亲离，死在了护法运动之下。
从本质上来说，钟泱倒是不觉得袁世凯有多坏，比他坏的人海了去了。可为什么袁世凯就连死后，都要背负着如此多的千古骂名呢？
因为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中国的老百姓们并非真的是在呼唤着民主和自由，而仅仅是对皇权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
这必须要感谢满清建奴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他们的努力终于把皇权最后一点脸面给彻底丢进了历史的回收站。
所以在钟泱看来，袁世凯并非死于独裁，而是败在称帝！那个名号，除了听起来响亮一点，让自己过瘾一点，实在没什么其他的用处了。尤其是在满清刚刚倒下的时候，全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呼吁着民主和自由，哪怕是名义上的。
但是独裁者的思想大多都是自私而病态的，也许是袁世凯老糊涂了，竟然吝啬到连这点自尊都不肯施舍。所以他倒下了，死在了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怒火之中。
另一个搞笑的是张勋，他一辈子最出名的事情就是和袁世凯比谁更蠢！
1917年6月，袁世凯尸骨未寒，他就竖起大旗搞复辟。好吧，或许是因为和袁世凯交情深厚，这样做是为了告慰袁总统的在天之灵？
张勋和袁世凯到底有没有激情四射，我们不得而知。
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这年头可以搞独裁，搞垄断，搞**，搞卖国。但就是不能搞复辟。历史用它那血淋淋的事实告诫我们，搞复辟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的中华大地，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旧中国。秩序紊乱，军阀混战，政治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真要说谁是为国为民，那可就真没有。虽然这个可以有，但钟泱确实看不出来到底那个政治家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而奋斗着。
现在的国民大总统依旧是徐世昌。他是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辞掉总统职务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工于山水松竹，被称为“文治总统”。
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徐世昌这个大总统名不副实。连皖系军阀内部的事情都搞不定，很难相信他能搞定整个中国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千万不要看口号，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整天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而互相抢地盘抢钱抢粮抓壮丁的军阀满地都是，至于那些人五人六的政党和民主社团更是能把你忽悠得找不着北。
无论是有心无力也好，还是有力无心也罢，旧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时代。因为列强在整个中国扶植起了为数众多的军阀和数量惊人的喉舌。
1916年时，中国主要有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皖系兵力强大，但驻扎在长江和蒙古，在北京一带缺少兵力，所以要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招兵买马，成立了参战军，有3个师。
钟泱现在所在的时空，正是1919年4月的月末。整个月里，报纸上刊登得最火的消息就是梅兰芳赶赴日本演出，大理院判处暗杀宋教仁的洪述祖绞刑，《每周评论》刊载了《土农党》的部分文章，南北代表开始新的谈判。
至于詹天佑病故，仅仅是被排在了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和一则寻猫启示挤在了同一个版面。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啊。”收起了手里的报纸，钟泱对中国又失去了一个高技术人才而感觉到悲哀。
中国过去的悲哀，在于文明早熟，结果是在一个错误的生产力水平下，使得文化的地位远远高于技术。
但是满清入关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的悲哀了，因为政治高于文化和技术，技术甚至被贬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即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所谓的工业化道路也只不过是一个大忽悠。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大多都只有2000mb，这样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