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五日，陈炯明终于是结束了他在越南的访问，接下的行程来的就有些公式化套路化了。无外乎就是到几个国家的首都参加它们的开国庆典活动，还有各种会见和会谈。
不过出访中出访团有个小插曲，那就是当典礼活动进行到阅兵时，在主席台上看着用中国武器武装起来的这些军队，一个个坦克方队和装甲车方队，火炮方队、手持三二式半自动步枪的陆军步兵方队、还有后勤辎重方队甚至是空军方队。
对于出访团的华联内部的政党人士来说，这可就是意味着大笔大笔的出口贸易收入。工业部和商业部以及外贸部的人都清楚的知道，每出口一亿元的产品，大概能创造十万个就业机会。
这么多的武器出口又能给国内的工业生产带来大笔的订单和利润，也能带来充足的就业机会。但是那位新上任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看到这些时却有些皱眉头，似乎对这些有些感到不快，只是没有人注意到，陈炯明留意到了他的这点点微小的情绪变化。
在一个晚上，陈炯明找到了这位新上任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考虑到这位新部长这几天忙于工作缺少休息，陈炯明和他聊天的内容不多，但是有一条就是：“为国者，以公器为要，私德只是等而下之。我们作为国家的官员，必须时时刻刻谨记自己的肩负着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使命。哪怕要我们去做一些肮脏的交易也在所不惜。”
顾维钧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二十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著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陈炯明和华联高层都不计较顾维钧的北洋出身。而是为他的人品才学所折服，特聘其作为华联的外交部长，主持中国的对外交际事务。
陈炯明相信对方能够理解这种外交手段中的龌龊性，单纯的援建或者是无偿赠送对于中国这个底子还不殷实的国家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同时作为政治，用感情来建立外交关系的纽带是一种无底洞式的填坑。
这种外交方式很容易受到西方列强们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冲击而败下阵来。
只有相互之间将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揪住对方的经济命脉，对方才不能轻易的背叛自己。手段上虽然很龌龊，也很卑鄙，但这就是政治的本质，利益的扭结，强权的压迫。
个人的所谓美德。仅仅是私德，不足以与国家之公器相提并论。
西方诸国对东南亚几国的**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德国以及攻占后的傀儡政府对东南亚诸国的**表示了支持，在发往贺电的同时并派人前去参加庆典。希特勒更是在贺电中指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是给老牌殖民帝国的一次沉重打击，它代表着世界人民在**和自由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德国人民将支持这种**事业云云。
而英美等国的反应就比较激烈了，德国人是巴不得在英法的殖民地上不断的冒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让英国人疲于应对，现在法国已经灭亡，而英国更是和德国在西线战场打得不可开交。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身处盟军战斗序列中的所谓中国朋友在东南亚的举动让英美等国感到非常的不满和愤怒。
它们想不到在自己疲于对抗德国战车的时候，小日本跳出来搅合自己东南亚的殖民地也就算了，但是曾经自己多次的手下败将、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也跳了出来掺和进去。
趁着美国刚刚赶跑了日本鬼子，这些可恶的中国人马上就伸出魔爪介入东南亚局势，还操纵着傀儡成立了所谓的新政府，这不是变着法的抽两国的耳光子吗？
为此，英美两国迅速的做出了反应，它们强烈的质疑这些国家新政府成立的合法性，称没有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均不合法不予承认，同时警告东南亚新政府，要保证原西方诸国在他们国土上原本拥有的各种特权和经济利益。
对英美等国这种可笑的发言和举动，东南亚各国新政府均采取了相应的回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国内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英美等国的举动是强烈干涉别国内政的可笑行为。
同时敬告世界，原英美等国和自己在以前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国土上一切的合法利益受到应有的保护。但是不合理的法外治权和特权将一并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