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见大家都为资金、粮食有了解决的方法而面带喜色，王子元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开始项目建设，继续引导大家：“王厅长造福桑梓的热情实在是让人感动，但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不能靠你个人奉献家产，要制定好的政策引导整个社会都来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的官员虽然有些家产，与陕西发展的需要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在座的即使都变卖了家产也就是修一条路、挖一条渠而已，大家的名字或许会被刻在石碑上被当地人所敬仰，却无法调动起全社会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中国人大多没有投资的意识，各级政府也没有规范的经济运行的政策，有钱的不会花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想建设的却找不到钱。
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新政府一定要把动员民众改变落后观念放在首位，走进乡村、走进农户商户家中，宣传坚决抗日的同时大力宣传经济建设、宣传政府的建设规划，让群众看到光明的前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建设事业中来出工出力出钱出粮。
另一方面，我们政府底子薄，即使发行公债成功，所获资金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还是要讲究整体布局、综合规划，把许多问题放在一起来解决。”
省长邓宝珊其实是甘肃天水人，不满十六岁赶上伊犁将军在兰州招募新兵。因为身材魁梧、长相老成被带走。加入同盟会，响应辛亥革命参加伊犁新军起义，作战勇敢被提拔为参谋，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派兵镇压革命党，他也被通缉辗转来到陕军中打拼。
转眼间已经在陕西奋斗了25年，对陕西的情况很熟悉，这些天与朱德、叶剑英、薛云龙频繁交流，让他逐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弊端就在于依靠上层精英沿用传统的管理制度，不重视具体的民生改造。不善于发动民众，以至于革命的理想停留在口头上、书面上。
听了陈海松的意见，他很受启发连连点头：“是的，关中连年兵戈。农商摧残、设施破败，许多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以致匪患不绝，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朱老总说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疾病，根源在社会的不公，的确是这么回事。
我想民主政府首先应该从这方面下功夫，组织好流散的民众，不管是河南来的、山东来的、安徽来的、还是东北来的，都把他们变成咱们陕西人，通过经济建设把他们组织起来、安定下来。让他们有事做、有饭吃，就可以给咱们陕西的发展出力。
海松的想法我很赞同，比如建设厅开发煤矿、修建公路、扩建水渠都需要大量民工，保安司令部要扩招新兵、要清剿土匪，而民政厅要拿出大量钱粮救助流散的民众，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事半功倍，大家再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放在一起通盘考虑的？”
王子元在基督教协会帮忙救助过河南逃荒过来的难民，人数多、秩序乱、打短工的有、四处乞讨的有、小偷小摸的也有影响当地人生活秩序。他对大量的外地人进入关中并不喜欢，担忧地说：“等省长的想法好是好。咱们养得起那么多人吗？要知道一省产出有限，外地人多了势必要争地争粮，历史上都是尽量保证本地人利益的驱赶盲目流入的乱民的。”
50岁的李虎臣不同于出身富裕之家的王子元，自小家境贫寒，13岁就开始给人扛活打长工。喜欢打抱不平，成了渭北有名的刀客。参加过辛亥革命陕西独立运动的秦陇复汉军，跟军中大量哥老会成员屡有摩擦，继续当刀客。直到15年在华山与胡景翼、杨虎城、邓宝珊、续范亭、宋哲元、孙殿英等人结盟以后进入陈树藩的陕军，率部投奔于右任靖国军。
此后随同胡景翼多次参与中原混战，因为厌倦了内战和政府的歧视，解甲归田。抗战开始蒋先生为了稳定杨虎城走后大后方的陕西启用陕籍将领，在于右任等人的运作下被任命为陕西省参议员、西安行营中将高参，因看不惯蒋鼎文的贪腐自愿到庆阳邓宝珊部参赞军务。
所以他对曾经驻防过的河北、河南颇有感情，对逃难的灾民很是同情，听到王子元要驱赶难民很不高兴：“那可都是咱们中国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要不是为了阻挡小鬼子他们至于流落到咱们地头上来吗？绥远比咱们穷都收留了一百多万，咱们可不能委屈他们。”
陕西省著名的民主人士杜斌丞早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家乡后在米脂、榆林、延安创办小学、中学发展教育事业，刘志丹、谢子长、刘澜涛、马文瑞等共产党高级干部先后从他任校长的学校里毕业。杨虎城驻守榆林时相谈甚欢引为知己，主政陕西时邀请他担任省政府总参议、政府秘书长，为陕西的经济恢复做了很大贡献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去职留洋，十七路军被拆解余部交给孙蔚如，他继续担任秘书长。后来蒋介石为了完全掌控陕西，把孙蔚如的部队改编成第四集团军全部派往中条山，调来大批自己的嫡系保障四川的侧翼安全，撤销了善待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杜斌丞的职务。
蒋鼎文之流的骄奢淫逸、国民政府的排除异己让他异常失望，在他的学生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的劝说下愤然离开乌烟瘴气的西安去了庆阳，并把女儿杜瑞兰送去延安。
日寇进犯，十数万国军丢盔卸甲，大小头目仓皇出逃，百万民众背井离乡让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拒绝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