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伪政权依仗着苏联军队的支持把反抗力量屠杀一空，剩下的牧民百姓敢怒不敢言，帮我们修建仓库的农牧民都很瘦弱、有气无力，我们悄悄给他们馒头、肉肠也不敢要，也不敢和我们说话，肯定是受过警告，可我们能感觉得到他们对带队的官员很仇视。
我们的运输队全程跟随有10几个蒙古骑兵由一个军官带队，不允许士兵与我们交谈，也不允许我们进入沿途的集体农庄，个别牧民见到我们也是远远躲开。商社的货栈也受到严密监视，不允许我们与当地民众接触，采购物资、交售牛羊都是当地官员带人来进行。
你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接近牧民、士兵，怎么进行统一宣传？我们省吃俭用援助过去的粮食、蔬菜、日用品发挥了什么作用？反倒是帮助伪政权稳定了内部形势。”
“这没什么，越是这样说明这些卖国贼越心虚，我们能够以经商的名义打进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时间一长就有了和牧民们接触的可能，我们运过去的物资不算换回来的牛羊，最起码帮助蒙古族同胞们度过困难，延续上隔断的亲情，心里产生对故国的好感和期待。
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即使将来外蒙古回归了，通过经济政策的促进农牧业产量会有很大提升，由于那里的自然地理气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我们的援助。
这是整个国家、内地省份的共同责任，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存在、没有内地的支援，不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安定，不建立起边疆与内地地区的紧密联系，离心的倾向就不会消失，分裂的危险就随时存在，只要有人挑唆、yin*，边疆还是会在我们眼前失去。
所以这是个基本原则，是我们收复外蒙、稳定外蒙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哪怕一时不会见到成效、哪怕我们要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是要坚持去做的。徐树铮的短暂统治之所以失败也是没有从感情上拉近双方的距离，军队、铁血、软禁、屠杀无法阻止感情的疏远。
商社的另一个任务是通过频繁进入蒙古向外蒙古各地输送特种兵、武器、通讯设备，就近考察当地地形、民情和军事、交通状况，为军事行动创造条件。我们不可能用经济彻底打消苏联控制外蒙、建立南下桥头堡的战略图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感化那些借助外国力量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阴谋家、分裂分子，所以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军事手段。
但是我刚才说了，绥远的工作重心不在外蒙，中国也不应该在抗日战争非常危急的时刻挑起另一场内战，更不应该因此与一个世界第二工业大国、我国抗日战争的最大援助国发生军事冲突。我们的战争形式是不同于常规战争的隐秘的特种作战，其打击目标不是苏联军队、不是蒙古骑兵部队，而是那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残酷对待民众的统治阶层。
这样的军事行动军情局已经部署下去，不需要你们出面，你们只需要发挥你们同族同文的优势，把运送物资、亲近民众的工作做好就行。时机成熟时军情局会给你们作出具体安排，之前不要打听、不要外传，你们要相信共产党的决心和勇气、相信军情局的安排部署。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多，各部门要抓紧准备。迪鲁瓦喇嘛，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转世灵童联系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