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并不奢求德国改变其自私的对华政策，历史上38年以后中德之间已经没有政府往来，他有机会出访欧洲自然想来亲身感受一下沸腾的纳粹战争前夜，见识一下被希特勒、戈培尔撩拨起来的盲目狂热的复仇主义、民族主义惊涛骇浪，最好是能见见大名鼎鼎的小胡子，听听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顺便索回中国订购的装备物资，要一些孤苦无依的犹太人帮助中国搞建设、赢得良好的国际形象。而靠哀求、迎合都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
因此他故意表现出对德国无所谓的态度，适当透露一些中国急于与苏联、英法美等国发展战略同盟关系，战略物资换来各国装备、设备增强自身实力，不断进步中的中国有能力击败日本的信息，等待纳粹决策部门的反应，见法肯豪森将军动问，顺势转到中国战场。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山川阻隔，指挥通讯系统不健全、军队机动性差，根据您当初的规划，实行的是战区制，战区司令部长官由军委会任命，指挥一定数量的军队负责一定区域的训练作战，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一旦面临大规模攻击，相邻战区可向其提供兵力支援。”
“这的确是我提议的，目的是便于就近灵活指挥部队，中国军队的通讯设备、机动能力的确不足，指挥体系也很混乱，不是远在后方的总参谋部可以随时掌握调动的。”
“这个指挥层级还是发挥了作用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军指挥系统的劣势。太原战役后华北只剩下八路军和部分杂牌国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任第二战区司令。平津战后我被任命为与东北交界的第八战区司令，华中危急我又被调去第九战区。第八战区移交给徐向前将军，九江作战中为了阻拦日军救援我又被任命为江苏安徽敌后第七战区司令。
关中被敌突破，形势危急，政府下令组建第十战区，叶剑英将军任副司令，但所属兵力基本都是八路军部队，战事平稳后国家需要我做外交特使我只好暂时离开战场，第七战区移交给叶挺将军。这样算下来全国十个战区，八路军掌管了四个，在敌后担负牵制、阻敌任务。
由于地处敌后远离国民政府，无法得到国军部队以及物资的支持，基本是独立展开作战。这四个战区倒是彼此相连，作战中能够统一号令，相互提供兵力、粮草、装备、弹药的支援。往往能够形成局部较大优势，因此战果比较大。”
“我是否可以认为，国共两党两军是彼此独立、各打各的？彼此缺乏信任。”
“因为战略思想的不同、面对敌情的不同，两军确实无法完全协同，不过总体上受总参谋部统一指挥，彼此也有合作。徐州、武汉战役时。华北我军就展开破袭战，破坏鬼子的物资运输，支援正面战场作战。九江战役我一个共产党将领调任国军第九战区副司令，指挥五十多个国军的正规师围歼冈村的11军，缴获的舰艇、坦克全部移交给政府。
信阳战役八路军主动向政府空军部队提供了五十余架作战飞机、五百万元的武器弹药。派出空军飞虎师、反坦克营协助作战。鬼子准备进攻华南是八路军空军部队将其港口摧毁，迟滞了日军行动。因此战场联动普遍存在，不存在相互歧视、不闻不问的问题。
关键是国军部队作战方式落后保守，主动性不足，固守要点被动防御，八路军并不支持这样拼消耗的战术，所以轻易不参加这样的阵地防御战。而国军部队缺乏游击战、运动战的训练，不适应敌后无补给、无友军、无百姓帮助、敌军密布的恶劣环境也无法深入敌后。
渐渐地形成了正面、敌后两个战场、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使用不同的战术同样为中国而战。目前八路军有十余名上将、三十多名中将、一百多名少将，都是政府军政部在编将领。”
波尔没想到共产党部队还有余力支援正面战场，日本人期待的国共分裂没有出现，颇有些失望。想了半天又找到一条证明中俄共产党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罪证，再次发难：“然而，日本政府告诉元首，在你们的控制区有过百万的苏俄人在为你们工作，你的军队里也有大量苏俄军人，这应该是事实吧！他们如果不是斯大林指使怎么会出现在中国？”
陈海松早有心理准备，毫不掩饰地说：“我必须更正你的说法，他们是我从苏联集中营解救出来的政治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谍，其中很多是被德国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被他们的祖国抛弃有权利选择加入中国国籍，我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并不在乎他们的国别、信仰和宗教，为此我们每年要向苏联支付十万吨粮食和一万吨的肉类。”
“可恶的犹太人是基督教的敌人，从犹大开始一次次出卖基督徒，世界上的每一次灾难都是这些寄生虫们肮脏的交易的结果，这个最险恶、最低贱的民族像吸血鬼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盘剥着基督徒的血汗，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以此达到控制世界的罪恶目的。
正是因为贪婪奸诈、不劳而获的犹太人的存在世界上才有了贫困、饥饿、瘟疫、仇杀、战争，正是犹太人的出卖、马克思共产主义分子的捣乱，德国失去大战中胜利的机会，惨遭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背负了历史的屈辱，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的罪孽赎罪。
剥夺犹太人担任公职、担任体面工作的权利，没收他们非法搜刮的基督教徒们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