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现在的顾炎武来说,他的《日知录》要在七年后动笔,但面对着醉生梦死的南明弘光政权坐拥半壁江山,却一载而亡,而满清有了问鼎天下的大势之后,投充、圈发、剃发易服,各种严酷的政令层出不穷,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已开始成熟,只不过没有付之笔端而已。
但是顾炎武的名言长期流传,到了晚清时期,“天下”已被改成了“国家”。那时列强环伺,当局无力保全国权,民间仁人志士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救国责任。那时的“国家”概念也不再指一家一姓,而是中国的疆土与主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终流传最广的则是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亡国灭族的国难关头,这个口号深入人心。这时的“国家”与“天下”已合而为一,也就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卫疆土主权已趋为一致。
而对于顾炎武来说,国家在于一姓,天下是道统所在。“国家”与“天下”是两个概念。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只是那些当权的“肉食者”谋之;而真正“匹夫有责”的则是“天下”这个道统的兴亡。
但作为穿越者,那日在江阴明伦堂里,高旭在醉意朦胧之下,自然说的是后世所常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邪魅冷少的替身妻。”当时身在明伦堂之中的大都是忠义之士,面对满清的剃发令,他们自然怀念能保存汉人发冠的故国朱明王朝。对于“国家”与“天下”的概念并没有顾炎武这么泾渭分明,思想也没有像他那样世人独醉我独醒的清明。再说,这时的顾炎武虽然身怀经世救民之才,但他年轻时科举屡次不中,愤世嫉俗,而且《日知录》还未成书,他虽然加入复社,但声名不显,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也不为世人所知。
一直以来,高旭那现代人的思维当然没有在意这种“国家”与“天下”的区别。
但顾炎武生性耿直,对于高旭提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然绝不苟同。当高旭听着顾炎武在县衙大堂上慷慨陈辞,阐述着“国家”与“天下”的区别时,高旭才试着以他的角度看待这句宣言。
以高旭来看,就算顾炎武的对“国家”与“天下”的区别言之有理,但同盟会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十六字纲领早已传遍江南的大街小巷。现在要是更改,势必造成混乱。于是,高旭就试着以后世的论断来影响顾炎武,企图把“国家”与“天下”的概念合而为一。再又从字义上以“国破家亡”的现实来理解,大者为“国”,小者为“家”,大小合一,是谓“天下”。
但顾炎武是个意志坚决的人。他仍然绝不苟同。高旭别无他法,只有技巧地转移话题,向博学多才的顾炎武讨教明代体制内的各种积弊。顾炎武在理不在人,见高旭放低姿态,虚心求教,便去了几分狷狂,倒是与高旭彻夜长谈起来。
谈起科举八股之害,顾炎武咬牙切齿地斥之为等同焚书。他提倡实学,感叹国家之危难,而那些只知八股的经生们毫无救国济民之术。提起这种国民教育这个范畴,高旭自然把现代的一些教育理念信手掂来。比如实行义务制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识字,开办学校,废除八股,强调民族主义教育,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要有天文、地理、算术、格物之类的课程,培养各种实用人才,而不是只知吟诗作赋的书呆子。
顾炎武听罢,顿时拍案而起,大声叫好。无论顾炎武如何胸怀济世之志,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自然没有高旭这样超越时代的见识。尽管这些见识对于后世来说,平平无奇。
高旭见顾炎武极为热衷于开启民智的教育领域,便道:“亭林先生,高老庄内收留了大量的来自江南各地的孤儿,他们的双亲皆死于兵祸。这些孤儿都是忠烈之后,只要我们提供最合理的教化,未来他们将是驱逐鞑虏的中坚力量。我早有了开办学校的打算,只是分手乏术。不知亭林先生能否替我分忧?”
顾炎武沉吟一下,问道:“不教八股,只讲实学?”
高旭笑道:“那是自然。务实,将是我们的办学宗旨。”
顾炎武判究性地望着高旭一会儿,道:“好。”
高旭听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顾炎武随后又饶了回来,道:“那个……在下还是认为‘国家’有别于‘天下’的……”
高旭望了一眼顾炎武,以及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归庄,面对着这历史上有名的“归奇顾怪”,他不由苦笑一下。
一直无言的归庄突然问道:“督帅,在下与顾兄不同,他只关心前面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我只关心后面一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因为你是第二个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人。”
高旭望着这个归庄,琢磨着他话语里那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这个奇人他想表达什么呢?
归庄又道:“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成了明太祖。不知督帅将来想成为什么?能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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