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五月，河阳三城(在今河南孟州市)节度使张?f向中央政府报告了一件发生在辖区内的蹊跷事，称西京(今洛阳)近日有人盛传看到天空中有一种奇怪的妖物，形状如圆形帽盖，夜间每每飞入人家，顿时变为大狼状，伤及室内居民。满城市民惊恐万分，每到入夜时分便关牢门窗，躲在隐蔽之处。其中也有几个胆大的，手持兵器，勇敢地捕捉妖怪。当然，结果是一无所获。
今天我们从张?f的报告中，明显可以感到当地很有可能遭遇了不明飞行物。但当时不可能有今天这么科学的表述，而只能用妖魔鬼怪来形容。由于这种妖物形如“帽盖”，于是，人们便望“形”生义，为其起了一个相当形象生动的名字——“帽妖”。
宋真宗得报，为安抚稳定人心，迅速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一面下诏，表示非常关切；一面派出负责纪检监察的侍御史吕言为组长的事件调查工作组赶赴西京，调查西京留守王嗣宗隐瞒不报的失职行为。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平息事态，宋真宗还祭出了传统的法宝，设坛祈祷消灾避邪。
经过一番虔诚的折腾，事态总算平息下来。宋真宗刚想喘口气，不料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
西京发生“帽妖”不足一个月，东京(今开封市)又闹起“帽妖”，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帽妖”从西京转移到东京，这回来者更加不善，前次在西京只是伤人，而这次在东京则是吃人。传言越传越邪乎，弄得京师人心惶惶，“聚族环坐，达旦叫噪”。更可怕的是，民间的恐惧情绪传染到了军队，而且军营的不稳情绪甚至比民间还要厉害。这下，宋真宗真的坐不住了。你想，军队可是国家的基石，军队一乱，这国家还能有好？
回过头来客观地看，两地虽然都闹“帽妖”，但相比较而言，发生在西京的“帽妖”可信度较高，而发生在东京的“帽妖”，人为的谣言因素似乎更大些。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不明飞行物确曾光顾过京师的可能性。
不过宋真宗可没工夫考究是真有还是假有，他关心的是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所以认定当务之急是迅速阻止传言的蔓延，控制事态的发展。而想要立竿见影，就必须抓几个妖言惑众的典型严惩不贷，以此教育群众，安定人心。随即授命发布了悬赏捉拿谣言散布者的告示，经人举报，僧人天赏和术士耿概、张岗三主犯被缉拿归案。真宗指定起居舍人吕夷简、入内押班周怀政对其进行审讯，最终以“邪法”之罪在闹市公开宣判，斩首示众。其他几个罪责不够砍头的同案犯被发配流放。
不难看出，较之西京的“帽妖”事件，宋真宗这回动真格的了，不仅反应快，而且手段强悍，因而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不过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中毒”颇深的人宁愿信其有，重灾区集中在当时的京师以南地区，这里的人们依然在天黑后“重闭深处”，不敢正常生活。
应天府的父母官王曾想出一安定民心的高招，下令夜间一律打开里门，开门迎“妖”；同时加强监控，对危言耸听者发现一个抓一个。还别说，这招挺管用。其实妖怪本不存在，即便真有所谓的不明飞行物，那也是偶尔才能撞见。所以王曾这么一放胆，反而什么事也没了。据史书记载，打这之后，“妖亦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