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岸华人青年虽然生活在越南，很多人甚至出生在越南，但洗不脱华人子弟的本质与风格。
五六年前，华人男女喜欢华化衣著，男人穿布纽扣唐装、宽裆裤，色调以黑色为主。有钱人家还穿绣有鲜花或大花的绸料，以显示社会阶级不同。妇女则穿黑色或黑花大襟衫裤，只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妇女才穿有花纹或有色调的新装。
二战结束之后这几年，堤岸这个小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男人纷纷穿上大领、企领恤衫和西裤，妇女渐渐穿上宽裙、衫裙或色裙，学生们则以白衣蓝裤蓝裙为制服，脚穿运动鞋或皮鞋。整个精神面貌非常像后世内地刚开始改革开放那几年，无论在什么场所，一个照面就会被认出是华人。
因为他们随着时代在变化，本地人却没怎么变。
无论男女老幼，衣着还是以三婆装为主，妇人头上都打一个髻子，戴着帽子；年轻女子和女学生喜欢垂长发，穿白色或浅色奥黛。唯有家境较富裕的男青年学生，从外表上看与华人青年无异，只在语言上有所区别。
看着眼前打打闹闹的华人学生，想到刚参观完的平东难民营，安德森教授不禁感叹道：“李，你的同胞比我想象中更慷慨、更富有同情心、更乐于助人。如果这个城市的所有市民全像你们一样，郊外的几个难民营根本无需总理先生操心。”
从北边自发逃过来的华侨，大多聚居在第十郡拉架街（现阮智芳街）一带，原来是五帮会馆的义庄地（坟地），为了安置源源不断逃过来的同乡，就把那一片利用起来了，只剩下两座古墓等亲人过来开挖移葬。
五帮动用扶危济困的帮产，购置锌铁皮、木料和茅草供那些身无分文的同乡搭建屋棚，工厂、米厂、店铺、木厂、饭店……尽可能多录用难民，尽可能多收学徒。在堤岸有亲朋好友的则在亲友资助下做起各种小生意，再加上侨领们捐赠的赈济粮，饿死人的事情基本上不会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堤岸各大华校纷纷在拉架街设立教学点或夜校，让孩子们有书念。义安、福德等医院也时常安排医生护士过来巡诊，总之，除了卫生不尽人意，其它方面无可挑剔。
几万人，没要政府一分钱，没要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国政府哪怕一点援助，就这么在同乡们的帮助下安顿下来了。并且用不了多久，他们几乎全能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华人，李为民非常骄傲。
他抬起胳膊看了一眼手表，不无激动地说：“大富为商，小富为俭，节俭是我们这些华人的美德。我们的祖辈在家乡因生活艰难、朝不保夕，又遭遇连年战乱，不想坐以待毙，为了家里的米缸，唯有奔赴海外。
其经历如‘五月花号’上的美国先辈一样坎坷，有人葬身怒海、有人客死他乡，只有一些幸运的人才能几经颠沛流离抵达这里。
他们生性刻苦不奢侈，在日常生活中只求衣能遮体、食能充饥，住可避风雨，行只求足下有劲。所以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就夜以继日的劳作，每天省吃省用，将微薄的酬劳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数十年后，人人都有一笔可观的钱财，有的汇回家乡买田买地，有的则留在这里投资经营，从最小的生意做起，就这么一代代地相继相承。”
安德森教授若有所思，李为民接着道：“由于经营得法、又勤奋，加之节俭，一些人由小富变成了大富。尽管他们已非常富有，仍省吃俭用，沉醉于工作。从十九世纪末最成功的郭通合、郭琰，到现在的‘味精大王’、‘稻米大王’、‘钢铁大王’、‘废旧物资大王’……几乎全出身微寒。
他们有的做过酒店的杂工、店铺杂工、地摊小贩，有的甚至给舞女当过跟班，他们都有过吃不饱、睡不好，受人歧视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又给了他们除勤俭之外的另一个美德，喜欢参加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把回馈社会作为义务，于是堤岸有了学校、有了医院。”
“你的祖辈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的，我为此而骄傲。”
“李，我深信你会成为与他们一样杰出的商人和慈善家。”
“事实上已经是了，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
“对对对，你现在已经是了。”
正说着，一队平川军人拦住了前面的吉普车，阿成跳下车整了整军服，掏出一本证件递了上去，军官接过看了一眼，又走到轿车边朝里面张望，见安德森教授摘下帽子，立即举手敬礼，示意部下放行，并跨上一辆摩托车在前面带路。
融资离不开华人，找华人就必须回堤岸。
为确保“工业村计划”能够顺利施行，费舍教授和他的高官朋友们不断给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施压。军援和非军事援助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对越政策日趋明朗，希思大使不能再跟华府唱反调，亲自给法国远征军司令打电话，强调李为民是美国驻越机构雇员，要求受法军控制的平川派确保其在堤岸的安全。
兰斯代尔负有敦促越南反越盟势力支持吴廷琰的责职，与李大少爷关系又不错，昨天下午特别来了一趟堤岸，在建议黎文远支持新政府的同时，强调李大少爷受美国政府保护，暗示他不要轻举妄动。
命只有一条，李为民不认为自己还有再次重活的好运。
今天早上又给阮文馨打了个电话，总参谋长比法国人和美国佬可靠得多，先打电话警告黎文远不要惹麻烦，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