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三年的新年在上京人民对真金白银的期盼中到来了，许多人通过海贸获利颇丰，引发了‘全民海贸’的热潮。与之截然相反的声音也在报纸上出现，天水城一下县土地贫瘠，向来物产不丰，其知县投稿说辖下‘十室八空’，青壮年都去沿海地区出洋谋生，只留下老弱妇孺，即便有新农具和适合沙碱地的物种，也无力保证明年收成，恐怕口粮都成问题。此话题得到江南许多忧国忧民的骚客附和，他们的佃农也跑了不少。
三位主编对此农务不知如何回应，上疏请皇帝注意‘均仓廪’，皇帝忙于军政无暇他顾，还是皇后看到三天都没议到此事，忍不住自己写了条陈放到奏折最上面，让袁懿可以第一眼看到。随后皇帝直接把这个问题转交庆丰司，责令他们根据各城情况出具农畜业指导目录，并且每城可在报纸免费刊登广告招商引资。
其实看到天水城可能缺粮，已有不少嗅觉灵敏的粮商去探路了，而且那处的特产也有不少，枸杞、梭梭、胡麻、党参等药材质量极好，只是土地面积少才导致农民穷而已。至于南方，那纯粹是给工钱还和以前一样，佃农觉得低，不如耕点小田够自家吃用，再做些小本生意来得有赚头。
萧律特意为此事撰文一篇，提出《四民论》——即‘工商皆本’。
他认为‘士农工商’这‘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但一直以来的论调都是‘崇士、重农、轻工、抑商’，是一种偏见。定朝以沈括为‘工’阶层的榜样，盛赞他‘虽经日与格物之技为伍，不害其为圣为贤’，还废除了匠籍，尊工匠手艺为‘技艺之道’，如今工造与时俱进，‘工以技、器节劳力，促农商，利国器’，应坚持秉承‘格物致知’的理念，发展工业。而古来皆以‘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为由，坚持‘重农抑商’的观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现状是良田少闲人多，‘仓禀殷实而患不均’，粮米之乡谷贱伤农，而贫荒之地则食不果腹，正需要商人‘以所有致所无’。又举了陶朱、子贡为例，提倡‘士魂商才’，推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之风气。在‘农为民生之首重，然工商皆本’的前提下，‘经世济民’的百官也需作出相应改变，具备廉、能、勤三者即为循吏，然除此之外更要看到本县的民生重点，百姓的生计根本，因势利导，利在千秋，才是‘官道’。所以，结论是，以‘士’为根本，‘农’为主，‘工、商’为辅，要适当提高工匠和商人的地位，大家各安其位，共同建设有大虞特色的新中华。
此文影响广泛，得到极大反响，让汉商们普遍树立了‘先义后利’的道德标准，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儒商’准则，也让进士老爷们把眼光放到长远处，不再为了忍受考成法的折磨得个‘优’而营营汲汲，也不再对武官的权重加大而杞人忧天，更不用担心持证上岗的胥吏们冲击他们的乌纱帽——吏考开这么些年，真做到六品以上的没几个，多是七八品就再无寸进，进士含金量没有降低，何况皇帝总不可能让将领们来治民。
也有不少人注意到皇家产业并未大举进入出口事业，反而一直致力于国内各地经济平衡和调整，专门做粮食、生铁、各类物种特产的进口。首先进驻各个下县的基本也是皇家粮行、书局和医馆，鸿都的试验田几乎扩大三倍，就等来年春天开始试种更抗旱高产的麦稻品种。大家认为这是朝廷和皇后‘让利于民’，纷纷歌功颂德，特别是下县的官吏们也开始广开思路发展各地民生，而不一味追求产粮量。
皇家产业内部对此情况不是没意见，但皇后总让他们稍安勿躁，眼下的海贸都是小打小闹，欧洲船队还没进来呐。她要做的是先稳定亚洲贸易圈，建立起统一的游戏规则，于龙牙门成立皇家贸易公司，针对西夷和天方教国家进行商品倾销，那时候才是皇家产业发力的好时机。现在让小商家们抢占桥头堡，更多的是为了政治需要，可以顺利地开展经济渗透，以皇家名义出现过于敏感，他们作为移民的意义更重于商人的身份。
在这样的市场风气下，市舶司运转良好，暂时还没人敢捋虎须，侵占关税和不菲的保费，尤其是审计司的威名随着留津城府衙贪腐税粮一案传遍全国，在审计司的监察下想对账目动手脚难度太大。
案子本身很简单，从知府一职被降级下来的留津城知州花了大钱，得以来到甲等城的望县，而不是柳陵城这样的边陲上等州。他之前所在的风津城以盐田为主要收益，来了粮产为主的留津城突感失去熟悉的赚钱路子，很心塞，于是他暗示小妾主动吸纳当地一家粮行，卖官粮赚钱，在盘库时挪粮行的存粮充数。结果这次上头刚盘完库，调粮令跟着下来，直接把粮食装船运往靖西城。粮行自然要找知州要粮或退钱，知州使了拖字诀，两方扯皮中，被人一纸告密。都察院的巡按御史带着审计员把账查个透，连知州去年挪用一笔七两的税银付饭钱都能查清。一个月内，从留津城知府、知州、几个同知到粮行，家产全没，以罪籍送去新明城修路。
报纸详细报道此案，廖御史奏请试点‘官邸与商家类同，财资皆审’，好在皇帝忙于军务，没打算对内政痛下狠手，只下了明诏确定都察院的‘袭检权’，御史可随时突然袭击，查谁查哪皆不用事先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