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楚琛诧异。
“是啊，”副导演说，“没台词，就在那边摆摆动作，露几下脸，你的体型正好合适。”他一边说，一边塞了件演出服到他手里，还有一把零钞，“这是你送外卖的小费，今天就别回去了，等我们这边忙完，还有群演的钱给你。”
楚琛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零钞，说：“好。”
为了钱，他愿意做任何事，从家里出事的那天起，他就发誓要重新撑起这个家，终有一天，再不用四处求告受人白眼，再不用变卖家当忍饥挨饿。
他努力地演好这个群众角色。
风雪太大，所有人都冻得受不了，只有楚琛，说冲刺的时候就冲刺，说卧倒的时候就卧倒，毫不犹豫。在冰冷的雪地里一动不动地躺上好几分钟装尸体，有人从他身上踩过去，他控制自己连最细微的表情都不要有变化。
一天下来，四肢都有冻伤。
副导演拿了药，和钱一起送到他手上：“小伙子好样的，明天还来吗？”
楚琛低头望着手上一张鲜红的百元大钞，毫不犹豫：“来！”
他足足跟了剧组一星期，赚到七百元钱。
他捏着这笔钱跑遍全城的商场，给母亲买了一个轮椅。当他小心翼翼地抱着母亲坐上去，推着她到户外散步晒太阳时，她抓着他的手，哭了。
“儿子啊，我对不起你……”残疾的妇人泣不成声。
楚琛蹲下身，一点一点地替她拭去泪水。他还记得没辍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上帝给人们关上了一扇门，就会在别处开一扇窗——他如今也这样劝慰着母亲，却未曾料到，上帝给他打开的是怎样一扇崎岖凛冽、却又辉煌壮丽的窗。
那次的群众演员经历，让楚琛发现这个行当赚钱比给餐馆洗盘子快得多。
他辞掉了餐馆的工作，在城郊影视城的众多群众演员中，谋得一席之地。那座影视城离他家很远，常常是天不亮的时候，他就要出门，横穿半个城区，去那边找机会。收工后，再花三四个钟头赶回家，给母亲烧水，做饭，洗脚。
偶尔照镜子，他已经认不出镜中的自己。
对比学生时代的照片，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恍如隔世。
母亲很心疼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垂泪，以为他不曾发现。却不知，那些沾湿的枕巾、红肿的眼圈，早已出卖了她。她的眼泪，让楚琛又心痛又愧疚。
如果，他再有用一些，再强大一些，她就不必如此伤心。
楚琛在影视城起早贪黑地工作，观察，学习。他不甘心一辈子就当个群众演员，立志要学得更多，爬得更高，终有一天，让母亲过上富足的生活，让父亲沉冤得雪。他要把所有践踏过他们家的人，都一个一个地踩在脚下！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那一次，他跟着一个武侠片剧组，剧组用的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场记，科班出身，没有经验，做起事来慌慌张张，错漏百出，弄得所有人都怨声载道。导演也火了，对着拿小场记就是劈头盖脸一顿好骂，小场记哭了，当场就说不干了要撂挑子，甩袖子走了。导演气得跳脚，却无可奈何。
楚琛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热闹，排众而出走到导演面前：“我来试试吧。”
导演怀疑地看他：“你？”
楚琛报了几个数据给他，都是刚刚小场记弄错的地方，哪一场戏该接什么道具，哪一集的哪一条可以消掉，哪一条需要重拍……都说得清清楚楚。
导演的眼睛亮了，又很诧异：“你一个群众演员，还注意这些？”
成败就在此一举，楚琛直视他的眼睛，努力隐藏声音中因激动和紧张而起的颤抖，告诉导演：“我不想当一辈子群众演员。”
导演深深地看他，笑了：“好，就给你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并不好做，比起群众演员来辛苦很多，压力也大得多。楚琛咬牙硬抗，每天忙碌到深夜，最晚一个收工，第二天最早一个上工，常常是只睡两三个钟头就匆忙爬起来接着干活，提神的浓茶一杯接一杯不要命地喝。
所幸，一切的辛苦都值得。
影片杀青的时候，导演拍拍他的肩膀：“小伙子不错，以后就跟着我。”
楚琛欣喜若狂。
只是，跟着剧组天南地北拍戏就顾不上家，他考虑再三，与母亲商议后，决定卖掉家里的房子，转租一套小房，用剩余的钱请钟点工照顾她。卖掉房子的那天，他背着大包小包，推着母亲的轮椅，转头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他在心里暗暗发誓，终有一天，他会把这里买回来的，终有一天。
他做了两年多的场记，机灵又能吃苦，很得导演赏识。
导演有心栽培他，去哪里都带着。
渐渐地，他也小有名气。
导演接了一个帝皇的片子，重点项目，投资很大。拍摄到中途的时候，却出了意外——女主角忽然宣布退出，宁可支付高价违约金也不愿继续拍摄，无论导演和制片人怎么威逼利诱都没用。剧组一片兵荒马乱，如果女主角换人，那意味着之前拍好的大部分镜头都要作废，重来一遍。
这样一来，就赶不上第二年的黄金档期，以及评奖。
休息时闲聊，导演苦笑：“这不是我们的错，帝皇内斗，殃及池鱼。”
楚琛本能地捕捉到什么，缠着他问详情。
导演便对他说，帝皇裴家新旧势力交替，当家掌门身患重病，继承人裴子衡临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