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府，正陷入一片末世来临一样的兵慌马乱中。
那些因为本府官吏畏惧梁山而不敢肆虐，觉得小日子还可以凑合着过，不想跟着风潮冒险闹暴乱的百姓陷入了悲惨痛苦中。
他们已从遭殃的州府早早获知了所谓正义农民起义军是怎样的暴虐残忍武装。
那根本不是为百姓伸张正义为百姓搏好日子的队伍。
那就是一群疯了的魔鬼，既残忍杀官，更残忍害民。
所以，这些人在惊惧中能想到的、感觉也是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逃走。
往哪逃？
济州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正是梁山泊这里。
人呐就是这样，甭管他是好是坏，对谁好谁坏，心里都有一杆称，但并不意味着这人这家是好人，就喜欢、欢迎甚至拥护着，是坏人，就痛恨着反对他，只是对坏人警惕着。具体到底是怎样的态度，这不取决于那人那家人到底是好是坏来决定自己是喜欢还是憎恶，取决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风气主流舆论走向——往往是当时官方主导的态度，当然还有人当时的整体素质高低——对自然的认知与迷信情况、对人类及人类社会自身的认知程度，还有以道德为基础的三观水平。
人，受控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困于以政治或战乱为主的政治经济等意识以及社会秩序状况，比如社会疯狂崇佛，朝廷倡导，那么你若说僧人的不好就有罪，是该烧死的坏人。比如，五胡乱华，北方以暴力凶残杀戮抢掠别人为英雄，以草菅别人的人命践踏别人的生存权与尊严为正确生存方式，你却到处大讲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宣扬说我不入地狱谁入之类的哪怕饿死病死冻死自己，也要坚持慈悲仁义道德人性把自己的食物衣药给别人活命，你就会是该死异类
极端的社会状况就会产生极端的观念和生存模式。
人在很多时期其实是疯子状态，没有客观理智的正常是非观，甚至没有正常人性。
说白了就是，为生存及生存得更好，就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要求。
若是当野兽土匪黑社会是符合大环境要求的，那就得积极泯灭人性去当，否则就得遭受社会毒打。人类的悲哀就在于此，本是独立的有自由自我意识的主体，却只能屈从于现实，屈从一小撮人甚至某一个人的意志，哪怕这个现实或人其实是再罪恶不过的是完全荒谬错误的。
很多时候，人类并不比动物社会稳定合理有序。
话说回济州府这的人正是如此糟糕。况且，被抛弃在宋国的人整体上本就非善之辈。无非是愚昧、狭隘、自私无耻各种刁民恶徒和读书人伪君子坏蛋。这样的社会主体，加上朝廷官府**糜烂荒唐，社会风气与思想潮流构成的大环境就必然是丑恶到罪恶的。
赵岳家遭到官方翻脸阴险冷酷不断打击及刻意暴力迫害，陷入破产债台高筑会被逼死害绝的困窘凶险境地，为国为民威名与美名卓越的赵公廉意外湮灭在部下叛逃中，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发生，济州人的反应和其它地方的人一样，都是冷漠无情的，报以的是幸灾乐祸，甚至痛快地骂着活该（谁叫你那么独特能干那么富裕那么风光）也有叹惜的，却往往不是为赵岳家的不幸，而是由此惊觉到形势怕是不好了，担心的是乱世又要来临了，忧虑自己以后会怎样、应该怎样
如今，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济州人却首先想着要赵岳出手救助自己。
还是那句话，人呐常常就是这样，我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能同样那么对我。你是好人呐，你是英雄，灾难来临时，你就应该帮我救我。你既是好人是英雄，你就不能计较我嘲笑过你、没同情和帮助过你还打击过你，你不能怪罪我对你坏过。你是仁者好人英雄，你就应该仁义大度。
潜意识里就是这样。
所以，济州人下意识就会理直气壮的派出德高望众的、有才的能言善辩精演戏的为代表，纷纷前往梁山泊想见见赵岳，劝说、恳求、以道德绑架或其它内容要挟，要赵岳同意给予庇护。
才过去不久的唐斌之乱的血腥教训，官方人还牢牢记得，他们却已经忘了。
因为，当时尽管赵岳的梁山势力也冷漠不管百姓遭难，但唐斌当时主要惩罚和抢掠的是官方贪官污吏以及绑着权力豪横的民间狗大户，对普通百姓没怎么样，并没有展示贪婪与残忍手段。
他们也忘了帮助官军围剿梁山时梁山军是如何凶残无情打杀填梁山泊的百姓的。
他们不知道，梁山收周边官府白供的蔬菜草料领的是官方的情而不是出产蔬菜草料的民间他们，也不知道那些蔬菜草料其实是供应梁山了，还以为是官军用的。知道自己对梁山并没有恩义，梁山也不欠他们的，这却不影响济州人认定梁山赵老二有救助自己的义务，而且应该免费。
赵老二应该是这样的梁山会救我们的。
百姓，往往就是这样一厢情愿自动产生着这样那样的“质朴”念头幻想认定。
所以，历代统治者会嘲笑百姓为愚民、刁民。
既然如此无知，你怎么就敢凭空抱有那么好的认定？
官府是暴力统治机构，官员是百姓的父母而不是子女，是等着孝敬着供养的，不是菩萨。
既然不肯遵守利益交换原则，想得却不肯必先有所付出，而且以前还满怀恶意对人家，你怎么就敢在灾难来临时又指望着必能从人家那得助？
百姓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