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微闭双目，靠在椅子上久久不语。他跟徐平不熟，两个人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讨厌。如果只是自己，李若谷也不会去争什么，就跟徐平不跟他争班次一样，他又何苦去争那一口闲气？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有什么必要去得罪一个新贵？结一个善缘，也为子孙留下一条后路。
可河南府不是李若谷一个人，只要开了这一道口子，转运使司就会逐渐参与到河南府的事务中来。洛阳和河南两个附郭县与府衙同处一城就苦不堪言，以后河南府衙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李若谷不但是无法对下属交待，也无法向后任交待。
沉思良久，李若谷才道：“此事关系非小，还是容我回去慢慢想一想，再回答都漕。”
徐平点了点头：“如此最好。现在正是秋雨时节，还不急，留守可以慢慢想。”
面对州县，转运使司代表朝廷，面对朝廷，转运使司代表地方，这是这种中央派出机构的特点。而中央集权越强，派出机构的权威越重，会慢慢侵夺地方权利，甚至向新的地方权力中心转变。安抚使司管军政，与民政无涉，在其他几司中转运使司设置最早，侵夺地方权利的现象也最严重，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地方权力中心的趋势。
大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转运使司的地方色彩越来越浓厚，其后设置的提刑司更多具有中央色彩，又慢慢侵夺转运使司的权利。历史上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也是一样，越晚设置越是代表中央利益，带有监视地方的用意。
对这一点，徐平比这个年代的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这是必然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别说这个年代，一千年后的省级派出机构地区行署还慢慢变成地级市了呢，常设的地方派出机构，向地方权力中心转化是必然。
提点刑狱设了又废，废了复置，变来变去。说到底，是因为现在的转运使司还只是具有某些地方化的苗头，没有特别严重。天圣年间提点刑狱就废了几次，徐平刚到邕州任职就碰上一次，现在的各路提刑，是明道二年又重新设置的。
提刑司被废的时候，职权便就归转运使司。此时提刑司刚刚重新设置不久，还立足未稳，徐平不趁着这个机会夺地方州县之权，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朝廷给提点刑狱监督转运使的权力，再做事就要受到很多束缚。
徐平也一样对李若谷没有成见，但出于自己的部门利益，必须要借助这次开渠，让转运使司参与到河南府的地方事务中去。做不到这一点，自己要搞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也就无从谈起。河南府是京西州，所有的经济改革都要以这里为中心。
李若谷看着徐平胸有成竹的样子，感到无奈。河南府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哪有什么底气跟徐平对抗？整治河道，开沟治渠，这种事情是无论如何也接不下来的。只有回去之后想办法，让朝廷拨钱下来，至于借口是用整修洛阳皇宫，还是修皇陵，那就再想了。
徐平喝了口茶，看了看李若谷，转过话题：“留守，前些日子朝廷有诏令，让选州县清廉能守的僚官，主持各州常平仓，不知河南府可有人选？”
李若谷淡淡地道：“此事我再想想，过些日子再议吧。”
本来想与徐平谈的就是管理常平仓的人选，没想到提起修河的事情，让李若谷一下子没了心情，也就懒得再说了。
常平仓设置于太宗当政时期，规模一直不大。在京城主管常平事务的是司农寺，三司不得过问，更加不能支用常平钱物。但另一方面，三司下面又设有常平案，自己记账，作为对司农寺的牵制。这是衙门之间常有的事情，叠床架屋，各有打算。
地方上常平仓一般随着劝农使，提点刑狱带劝农使，常平仓就隶提点刑狱，转运使带劝农使，便就由转运使司主管各州常平事务。徐平是兼任本路劝农使的，京西路的常平仓自然就归他管辖。前些天下来的诏令，本来就跟他有关。
要以路一级统筹搞经济变革，必须要有一个机构作为依托。转运使没有行政职能，没有这样一个依托，下面的州县根本就不会理自己。徐平大约还记得课本上王安石变法，其中一条便就是在地方上用了常平仓，直至新设了提举常平这一个监司出来。这是历史的经验，徐平自然要借鉴，实际上路一级也没有比这一机构更合适的机构了。
汉朝的时候，便就开始有了常平仓，但真正完善起来，还是要到宋朝。太宗时候设常平仓的时候，功能相对很简单，就是收获的季节用市价收购粮食，遇到荒年或者青黄不接的时候比市价略低出售粮食。在这一段时间，常平仓有作用，但作用不大。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常平仓的储存不多，也就是能够覆盖州府，下面的县里基本就享受不到好处。再一个朝廷主管的司农寺地位不高，挡不住下面州县的支借挪移，往往实物与账面数字不符。这道诏令出来，便就跟这现状有关，就一步就挡住地方伸来的手。
但徐平的用意不仅是在于这些，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由转运使主管常平仓，不再单纯地买卖粮食，而是可以用这些作为本钱经营，经商也好，开场务也好，都可以。这样一来常平仓便就成了一个有经济功能的单独机构，很多经济措施可以借这个壳子推行。
此事过于重大，朝廷里还没有决断，只是下诏令选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