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绝，没有孩子愿意接受她成为自己的朋友，在漫长的孤独童年里，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或者神来聊以******克劳斯?彼得?尼克尔从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国血统，直到五十岁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来信的是他的血缘上的姨妈。
姨妈在信中告诉他，他是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逃避流言蜚语，将他送给别人收养。
从那以后，在童年时期遭遇的所有疏离与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于是他开始寻找他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即使经过那么多年，身边的长辈们仍然认为他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的创始人吉奈恩?尼伏娃在十三岁那一年明白了许多事，为什么自己的出生证明上写着“父亲不详”，为什么自己的外祖父不喜欢自己，为什么同学和邻居会看不起自己。
这不仅仅因为她的母亲是单亲母亲，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德国军人。
此时此地，几万名“直接通敌”的法国妇女被剃光头发，游街示众，而她们的孩子有的被遗弃，有的被送养，有的虽然自己抚养却被粗暴对待。
热拉尔?佩里奥克斯的母亲幸运地逃过了游街示众和种种凌辱，但她始终无法摆脱与德军恋爱带来的羞耻感。于是，孩子成了她发泄怒火的对象。
如今63岁的佩里奥克斯回忆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揍他，让他睡在狭小的储藏室，母亲和继父甚至逼他吃身上的跳蚤。母亲生前从未告诉他生父是谁，佩里奥克斯一问这个问题，母亲就冲他大喊“这不关你的事”！
2002年，法国电视三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耻辱的孩子们》，第一次向公众讲述了这些二战私生子的故事，这使得许多这样的二战私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是身份不明的杂种，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现象。
于是，年近六旬的他们开始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寻找到自己的生身父亲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德法两国许多作家和媒体工作者也参与进来，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让?保罗?皮卡佩的两本书：反映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诅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故事《爱情有罪——法国劳工的孩子》。
让?保罗?皮卡佩说，他写这两本书是为了证明即使战争也无法剥夺人们相爱的权利。
为了帮助这些二战私生子寻根，德国军人和法国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创办了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aneg)。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用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满了这些二战私生子对自己异国父亲的怀念和追忆。
“是否我们拥有和您一样的额，一样的眼，一样的呼吸？
是否您温柔又慈祥，或者暴躁又狠毒？
是否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您的一切？
穿越您消失的岁月和我们长长的受难，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哦，父亲，
我们逝去的父亲，我们寻找的父亲，我们的德国父亲，
我们爱您。”
尽管对于父亲的记忆十分熹微，甚至这些德法私生子中的绝大部分与自己的生身父亲素未谋面，但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和寻找带给他们生命的男人。
因为无论历史怎样被人撰写，他们相信那些带给他们生命的异国男人是一个平凡的好人，一位慈祥的父亲。
正如吉奈恩?尼伏娃所说：“我的父亲是个好人。”
与这些二战私生子对于自己身份的积极追寻和民间历史工作者对真相的挖掘不同，长期以来，德法官方一直对德法私生子这个问题讳莫如深。
让?保罗?皮卡佩也承认，在撰写关于德法私生子的两本书时，寻找相关的史料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法国，这段历史是被掩盖了的。
许多人认为，法国官方对此避而不谈的原因是法国人只习惯庆祝历史上的光辉时刻，他们宁愿把拿破仑时代的光辉反复咀嚼，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软弱与失败。
戴高乐在庆祝胜利的演讲中提到“这次胜利是全体法国人团结一致战斗的胜利。”法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在德国占领期间沦陷区的歌舞升平以及那些“法奸”辈出的年代之痛。
此外，法国官方也顾虑，过于高调的承认这些德法私生子的身份也会刺激到那些年事已高的二战老兵和抵抗纳粹运动的成员。
在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后，随着战争的阴影渐渐远去，在大量民间人士和历史学家的奔走下，事情也逐渐有了转机。
2009年，德国政府宣布愿意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而法国外长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并表示政府愿意给予这些德法私生子以帮助。
当“要做爱不要战争”的标语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战口号时，官方对于这些“敌人的孩子”身份的承认虽然姗姗来迟，但至少可以稍稍抚慰这些“二战私生子”饱受创伤的心灵。
他指出，“这是一个禁忌话题，没有人愿意听，它可能伤害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事实上，巴黎人很适应被纳粹统治下的日子。”
该书说，巴黎妇女忘记了集中营里的丈夫，和她们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