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不曾加以干涉。当古德里安在1942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古德里安们的意图，并且也毫无疑问曾经尽可能使古德里安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
不过古德里安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11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
古德里安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这也使古德里安对于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经验。
当分析希特勒在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地位时，大家决不可以鄙薄他，说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大战中的“小班长”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十分敏觉，像他采取a集团军群在西线上的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的军事家都常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记录上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王公都变成了指挥官了。
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术事件和军备问题。他对于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习，并且对于敌古德里安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的背诵出来，如数家珍。
事实上，当他每逢谈到他所不愿意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了出来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
毫无问题，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天才却具有过份的自信，结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中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于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遂使他对于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中，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于一个战术机会固然十分敏觉，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不能够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
他不能了解一个作战的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例，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清任何远程的攻势作战，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
在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对古德里安所说的话，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何者为可以达到的，何者为不可以达到的，完全缺乏一种判断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却不曾认清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可能性。
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他活跃的心灵对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标都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遂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
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应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
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同时当情况逆转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的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至少就对俄国的冲突而言)，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地理目标的保有，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
事实上，从对俄国的斗争中看来，即可以了解当军事上胜负未决时，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的保持则更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都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只有在确保了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于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他对于这种意志力却是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了其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
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务。
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计算时，是很少考虑到敌人的可能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