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玛吉又有新东西出来了，听说是一台微型计算机。这个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整个香港的电子工业界。
产业大分工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几乎是没有秘密可言，那个企业要做什么，做到那种程度了，只要有心都能打听到，除非企业能把生产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密不透风，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种情况李怡炫也难得去管，因为他知道在产业大分工模式下，无论是你是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还是下游，工厂与工厂之间的关系早已从原来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平等合作的关系。
a工厂不光为b工厂做配套，做代工，同时也在为c、d、e、f工厂做代工。在大家都是平等情况下，你没法像对待自己的下属那样去要求对方什么，德玛吉毕竟不是像ibm、三星、现代、索尼那样的垄断托拉斯企业，况且李怡炫也不打算把德玛吉做这样的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平时的维护营运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都是做产业链，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向其他企业进行有限的技术输出的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产业联盟，自己只要抓住了最关键的几个节点，就不用担心自己的核心技术泄露，与托拉斯模式相比，这种方法要省事省力许多。
这种产业链模式又叫康采恩模式，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相互合作而又平等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模式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20世纪初期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形成。它的产生和发展，控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的重要特点，因此这种模式又被称作国/家/资/本/主/义。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人们逐渐发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所付出的代价任然是高得离谱，而且它并不能解决人类在社会生产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反而这种模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又阻碍了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康采恩规模越大，科技的进步就越小，甚至还会出现科技倒退的情况。
康采恩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会产生阶级固化，让人们特别是生活在底层人们失去了上升的通道，他们努力奋斗了一辈子，结果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交不起孩子的学费、付不起医疗费，甚至死了以后连一块墓地都买不起。
在这样的国家经济模式下，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对未来会产生绝望，于是就有各种闹，像60年代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大规模的红色主义运动和美国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反战运动，都是对康采恩模式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满的一种表达。
也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经济模式，那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拜杜法案》，它的出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模式，更是改变了全世界。
在《拜杜法案》制定之前，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或者这个国家百分之八十的专利都掌握在少数几个大财团的手里。
美国参议院拜杜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不能仅靠少数几个垄断财阀，而应该要让广大的民众参与进去，去推动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特别是那些高校。
于是就诞生了著名的《拜杜法案》。那《拜杜法案》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美国政府每年会资助美国的高校进行科研研究，凡是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研究，它所出来的科研成果可以卖给企业，但是它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当我卖给你的时候，这个科技成果的发明权，任然在大学和教授手上，企业可以拿去用。
用的时候，当这项技术变成了一产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的时候，销售额中的一部分利润再交给大学。
这就改变了什么呢？彻底的改变了专利的利益分配属性，假设说a君发明了一个专利，在《拜杜法案》出来之前，b要拿出很大一笔钱出来，才能够把这个专利买走。
《拜杜法案》出来以后，a君研究出来的专利，b即便是个中小企业，但只要花上五十万美金或者是一百万美金就能买到a君的专利使用权。
21世纪的美国普遍的大学教授出卖专利，都是在五十万到一百万美金之间，中小企业花一个不太大的数字就能把这项专利买走，然后呢，中小企业买来之后，在这项技术上进行研究，把它变成商品，当产品卖出去获得利润以后，再把其中的2还给大学机构或者是教授本人。（具体给谁看专利的所属权归谁）
《拜杜法案》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迅速的和广大的高校的这些研究人员和教授进行一次结盟，他们从此以后成为了美国技术创新的一个最核心的动力。
《拜杜法案》的出现，又那些垄断性寡头企业的头上，转移到了中小企业的手上。
这就造成一个从来没有的现象，一个企业有没有未来，不是看他的规模有多大，而是要看他手里掌握着多少的核心技术，只要你手里握着核心技术，哪怕这家企业小得不能再小，哪怕这家企业小到哪怕只有不到10名的员工，它依然能活得很滋润，像后世的高通、arm、英伟达就是这样的典型。
如果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哪怕这家企业的规模再大，也难逃败亡的命运，因此从那以后，传统的康采恩和托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