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北北京站和西客站稍逊风骚的南站，毫无疑问的中国高铁枢纽站，每天十几万人从这里乘车去往全国各地。
杨晨带领的使团和三十多名印度媒体记者从横跨十几个站台的候车大厅涌出，顺着扶梯下到站台时，可以感受一列列子弹头列车等候发车的壮观。
“太帅了！”
“高铁很棒！”
使团中的黑人们赞不绝口。
印度记者们却极力克制内心震撼，不想表露一丝一毫，有人仍故作不屑，煞有介事对同伴道：“这是给外国人看的，他们的普通列车远远落后咱们，十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坐过，车厢没有窗子，没有座椅，只有两扇门，这两扇门关住的时候，车厢臭气熏天，人挤人，一片黑暗，像监狱。”
另一人深以为然点头：“一个不切实际爱面子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朋友，四处树敌，蚕食别国土地和海洋，去年几十次越界侵入我们的阿鲁纳赛尔邦，无礼且蛮横。”
“不，你说错了，这个国家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向全球输出恐怖主义的巴基斯坦，另一个是流氓国家朝鲜，借用他们的话来形容物以群分人以类聚。”
“说的好！”
两人边走边聊，得意的笑着。
杨晨听的清清楚楚，对于这俩人的污蔑、偏见，不屑一顾，甚至希望印度全是这种坐井观天的人。
不知对手的强大，就不会有危机感。
缺乏危机感且固步自封的邻居，难成大器，符合共和国的战略利益。
杨晨率领使团蹬车，一等座车厢，每排四个座，比飞机经济舱舒服多了，车厢干净整洁颇具现代化气息。
两个团队全有外交部的人陪同，北极狐小队并未跟随杨晨，而是先行飞到上海，配合杨晨最近撒在上海的大量人手，寻找纳兰彤彤的线索。
杨晨凝视车窗外，想着纳兰彤彤，暗暗发誓这次一定找到小妮子，让她知道，她对他多么重要。
列车缓缓开动，出站后，速度越来越快，最终稳定在每小时两百五到三百公里之间，车厢内的“老外”大多动容，尤其印度记者们的表情，逐渐凝重。
西方故意炒作的龙象之争，使他们产生畸形攀比心理，加之这些记者十之**第一次来中国，带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最大民主国家的优越感。
当这种偏见被现实硬生生扭转，当巨大的优越感遭受真实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自以为是的他们肯定不好受。
高铁沿线，绵延的高速公路穿插交汇，村庄集镇在这些印度记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整洁富裕。
列车跨过长江，进入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印度记者所感受的震撼更为强烈，瞅着车外景物，表情眼神极为复杂，没人再拿面子工程安慰自己，作为印度知名媒体人，他们受过精英教育，留过学，不是傻子，此行所看所闻，是不是面子工程，心知肚明。
经过将近五个小时，列车驶入上海。
上海，东方的巴黎，这比喻最早源于殖民时期的上海法租界，意思是旧上海的繁华可媲美巴黎。
所以，近代史上，上海的全球知名度高于北京。
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政府提出孟买二十年赶超上海。
这口号使印度举国哗然，也使印度人意识到上海依旧辉煌，不过绝大多数印度人仅能以孟买的现状衡量上海的繁华，好比食不果腹吃糠咽菜的乞丐，觉得富人每天吃肉汤泡馍，而不知世上还有三珍海味、满汉全席。
导致初临魔都上海的印度记者小心肝再次被狠狠刺激，呈现眼前的上海，和之前想象的上海，差距大到他们无所适从。
“上海的基础设施简直完美。”
“这不是发展中国家，这是发达国家！”
“我在纽约呆过三年，看上去，上海不比纽约差。”
接站的豪华巴士上，印度记者交头接耳议论，最令他们诧异的是，没贫民窟，路上随便一个行人，搁他们印度，都算衣冠楚楚。
乞丐呢？穷人呢？
“听说我只是听说他们不让穷人自由迁徙进入大城市，还把乞丐集中关押，开北京奥运会时他们为了盖场馆，把二十万原住民赶到大西北安置。”一直故作不屑那哥们此时明显底气不足。
“还好，他们没有民主。”不知谁提到民主，车内的人如释重负般点头，凝重之色也淡去一些。
民主，似乎是一剂增强他们自信的良药，殊不知民主得循序渐进，国家体制和人民觉悟跟不上，过度的民主结出来的必然是苦果、恶果。
威斯兰使团乘坐另一辆巴士，两辆巴士一前一后，从虹桥火车站到外滩和平饭店，和平饭店，大上海第一座近代风格的建筑，百多年的历史，正对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可尽览黄浦江两岸最壮观的建筑群。
杨晨率领使团下车，瞅着印度记者的表情，知道他们这一路看过来，心里不好受，转移视线，眺望黄浦江对岸林立的摩天大楼，呢喃：“彤彤，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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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紧邻金茂大厦那栋平顶的摩天大楼。
四百九十二米的高度使它成为上海地标之一，这栋以办公为主的摩天大楼，每日每平米租金超二十元。
二十元，听着不多，按这个价仔细算算，租一百平米办公，一个月至少六万，入住这里的企业，大多上千平，有些租一两层楼，除了房租，还需交每月每平米六十元的物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