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她来找我。
我们坐在公园里像往常一样聊着天。她不想把离别渲染得过于悲怆。
我们没有谈过去也没有聊未来，而是谈最近的好书好电影还有八卦，林林总总，聊到了深夜十二点。
临别时，我们深情地拥抱在一起，彼此祝福。
她要去深圳，跟她的前夫复婚。
而我，仍然在北京，面对着繁复的事务和无常的人生。
这个女人注定令我无法忘怀。一北一南，相见的机会渺茫，不过她还是邀请我去深圳玩，还说这不是客套话。
我也邀请她经常来北京看看。
面对离别我尽有些不舍，看着她的背影，无比失落。
她突然转过身对我说：“你送我回家吧，我们走回去。”
15公里路，我们真的是走回去的，星空相伴，凉风阵阵，尽不知疲倦。
快到她家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妖风，乌云似乎在瞬间遮盖了，倾盆大雨毫无预兆地袭来。
我们没有跑，也没有避雨，只是在雨中哈哈大笑，享受着雨水的抚摸。
她说好久没有这么疯狂过了。
在她家门口，我们面对面站立着，她的蕾丝内衣在湿透的衬衫中清晰可见，饱满的球体好像闪耀着动人的光泽。
她轻轻说：“进去喝杯咖啡吧，顺便把你的衣服烘干。”
“太晚了，还是不要了吧。”我犹豫不决，心猿意马，语气毫不坚定。
她调皮地笑了笑，拉着我的手进了屋。
一进屋，我们像非洲草原上两只抢食的饥饿的狮子撕咬在一起，彼此用最快的速度撤掉了身上所有的遮盖。
那是山呼海啸、鬼哭狼嚎的一晚……
荟离开后，我们偶尔在网上聊天，我问她生活幸福吗。
她说，不幸福。
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过了很久她才发来个信息说：我想你。
我让她好好照顾自己。
她说这是客套话，不喜欢听。
我说，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跟你在一起的点滴。
她说她在哭。
荟后来还是离婚了，之后跟一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结了婚，去加拿大定居了。她说，女人不管多么坚强，还是需要被照顾的，这是女人的生物属性。
后来偶尔她回国，带着她的女儿——一个大眼睛的混血萌娃娃，我非常喜欢这小女孩，一直逗她玩，她也挺贴我，叔叔长叔叔短地叫。
我请她们吃饭，送了她女儿一个芭比娃娃，小女孩爱不释手。
荟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小孩，赶快生一个吧。
我说，好吧，明天就去做变性手术。
她踹了我一脚，说我死性不改。
临别的时候小女孩舍不得我，荟哄着她，说明天再来找叔叔玩，她才不哭了，过来跟我拥抱。
我很欣慰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遇到一些生活上的烦恼，每次向荟吐诉，她都能细致地开导我。
……
在接到法院传票三个月后，跟黄东方的案子开庭了。
之前的两周，赵律师和我努力搜集证据，比如黄东方起诉我在书中诬陷他，我们便找出他在何时何地确实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有的是网络视频，有的是网络资料，有的来自平面纸媒的资料，足足整理除了两个g和一堆文件。
当然，还少不了f4、梅哥、陈菲、袁正、唐婷婷的帮忙，人多力量大，我们整理的证据足够翔实。
赵律师过目后说，这些证据对我们非常有利。
开庭当天，来了一些旁听的人，还有一些媒体记者。
黄东方没有来，来的是他的两个律师，一男一女。盛气凌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主审法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微胖，戴着眼镜，面无表情，一看就是法官。
开庭之后，对方律师首先陈述，各种给我和出版社戴大帽子。什么“反革命言论”，“无产阶级的敌人”，连旁听的人都啧啧摇头。
又说我在书中将黄东方的过激行为比喻成“文化小丑”、“文化傀儡”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轮到赵律师发言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们提交的众多证据，已经可以完全证明本书引用的黄东方的言论没有差池，不存在诽谤。”
赵律师还根据起诉书中的指控，一一进行了反驳，他最后总结说：“文艺批评的尺度大小，可以衡量一个社会包容程度，曾小宇的这本书，不管从法律角度还是文艺批评角度，都没有问题。他没有站在‘挺黄’或‘反黄’的任何一边，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某些人或事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这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批判，而黄东方过度解读了书中的某些词汇。”
最后法官让我做最后陈述，我放眼望去，看到陈菲坐在第一排，对我微微点了点头，以示鼓励。
看着她，紧张的情绪消除了大半。
开庭之前，陈菲告诉我，不要紧张，说出你想说的，你在维护你的理想，也在维护我们社会的平衡，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我为你感到骄傲。
想到她说的话，我不再有任何顾虑和畏惧，站起来，向法官致意后，朗声说：“法律是否该介入学术文化批判，我有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在政治律令的强压下，中国人对文字有着莫名的敏感与恐惧，甚至到了胆怯病态的地步。儒法****之下的“八股”写作，伴随的是写作者心灵的荒漠、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