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里卧虎藏龙,多年之后我才想起,不是别人都在长大,而是我一厢情愿地不想长大。
除了王佩华,我始终想不起还有谁会对我下手。
鲁迅当年说,自己走夜路常带着一把匕首,可是这个年代,人心依旧险恶,我要是带把匕首,坐地铁过不了安检。
那就等吧,如果王佩华能帮我找到点线索,也算是为耿浩报了一刀之仇。
袁正说他兄弟多,让人帮我找找看,要是一有那厮的消息,立即通知我。
他还让我去帮他做事,我当然严词拒绝。
我热爱我的工作,至少刚毕业的时候是这样。慢慢从热爱变为喜欢,从喜欢变为还好,从还好变成爱咋咋地。
一个人要多自虐才能爱上自己的工作?我不会,爱上自己的工作,就如同爱上****却不爱做爱。
工作就是工作,一个谋生的手段轻易。
我见过加班三天三夜直接呕血的it男,也见过吃泡面吃成了胃痉挛的所谓“商业精英”,他们在奋斗,同时也在慢性自杀。
在出版社,没有谁加班到三天三夜,也没人吃泡面。明天能完成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今天完成,能拖就拖。
出版社阴盛阳衰,上班慵慵懒懒。几个女生凑在一起聊八卦,大妈则凑在一起拉家常,半年呼啦就这样过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社内雄性动物太珍稀,除了梁溶月,其他编辑室也有女生对我有那么一点好感。甚至毫无羞耻极度自恋地说,是暗恋我。
暗恋我怎么能知道呢,因为抽屉里偶尔有情书,还有小礼物。虽然情书上没有署名,但我一看那字迹便知道是谁。这叫看信识女。
斯人已去,心灵仿佛关闭了。我试着努力不去想她的生活、她的现在,或者她在做什么。
在听理查德?克莱德曼,还是一个人在淋雨?她那个官二代对她怎么样,会不会打她?她会不会想起以前的我们?
有时想想自己真******啰嗦,像个娘们儿。于是只能看书和运动,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终于,在我来出版社的第二年,慵慵懒懒的生活走到了尽头,厄运来了。
言论管制的时代,做出版媒体的都得夹着尾巴,跟狗似的。
李社长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要知道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是他们的敏感点。
后来我发现都扯淡,他们跟吃了****似的,浑身都是敏感点,到处都是雷区,碰不得。
有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叫于剑荣,他关注底层社会,常为上访民众呼号,甚至免费做他们的律师。
自从贺飞出版了我的《紫土手记》以后,常带着我去跟文艺界的前辈交流。其实我不善交流,大部分时间是去混吃混喝看别人交流。
在798艺术区的一次文人聚会上,认识了于剑荣。
当时他写了本文集叫《父亲是流氓》,正筹备出版。
跟他一聊,甚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说愿意让政法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他十分信任我,当即便答应了。
这本书是于剑荣近几年的杂文合集,收录的文章一针见血,对社会的痼疾做了全方位的针砭。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了畅销书,半年内加印了两次。
于是有人盯上了,说这本书没有“正能量”,问题太“尖锐”,跟报喜不报忧的舆论向导冲突,要求出版社马上下架,还给了出版社一个警告处分。
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我自然难逃干系。
在李社长的办公室,我说,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把辞职信递到了他手上。
李社长晃了一眼辞职信,嘿嘿一笑,随即撕掉扔进了垃圾桶。
他让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这本书要出,必须出,出了我们也不后悔!我们做出版的,难免会遇到这种问题,不就一个警告处分吗?我老李不怕这个。你回去吧,继续这样保持这股劲儿,好好干,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然而,有一个叫宋学的副社长却不认为这样。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东北味强烈的语调说:“你这个事情可严重了!警告处分,知道什么情况吗?出版社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处分过?这简直……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您放心,我会做好后续的弥补工作,然后辞职。”
宋学没有说话,只是奸笑了一下,摆摆手让我出去了。
他的儿子也在这出版社,出版社的人老是拿我和他的儿子比,虽然我从来没把他那儿子放眼里。我走了,皆大欢喜。
为这件事,社委会召开了一个会议。
一方自然是保护我的,以李社长为首的大部分人都以为,这个选题没有问题。当时全票通过,如果有问题应该大家承担。
以宋学为首的另一方表示,选题是我一手主抓的,现在出了问题,自然要由我来承担。建议出版社解除对我的聘用。
宋学不依不挠,大家都认为太小题大做。
不少人围在会议室门口听社委会争论,我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
这时,一个尖锐的声音把我吵醒,是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那声音跟维塔斯有一拼,全栋楼的人估计都听得见。
我翻身起来,来到会议室旁一打听才知道,梁溶月刚才冲了进去。
只见这姑娘气宇轩昂,扯着嗓子吼:“大家安静下,我说两句!”
社委会都是中高层领导,一个小编辑对着领导这样吼,有点技惊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