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利姆做过外交大使，他见过很多国家的军队，深知道制度的重要性。
奥斯曼帝国如果不能确切的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事新制度，想要改变帝国现况，想要彻底扭转帝国的败势，想要恢复当年的铁血豪情和雄心壮志，是根本不可能的。
苏丹亲兵很多军官、士兵都是父子相袭，所以整个禁卫军的战斗力下降得很快，部队的军阀化也很严重，史上几度爆发过叛乱。新军可万万不能如此了啊。
赛利姆自己心里明白，依靠旧的军事制度，是挽救不了帝国的颓势的，而只会将帝国送入地狱。目前苏丹手中多出了一支宫廷卫队，国内的政局看，倒是的确有过往那种老旧的没落趋势有被逆转的迹象。
但这一切还要看战斗中的表现。
禁卫军和新军的比较，如果后者能够赢得胜利，苏丹亲兵/禁卫军/耶尼切里军团，就失去一个大大的筹码。胜利天枰将会倾倒向新军的这一方。
街道变得越来越宽阔，最中间的车马道，左右两侧加在一块足够并行四辆马车还有富余。车马道两边的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却从不打宽阔的车马道上行走，而是一直安安分分的走在车马道两边划着的白线外的石子路上。
赛利姆看着这一点忍不住有些唏嘘，很明显中国人已经习惯着了这个规定，车马道是专给马车、牛车、马匹行驶的，白线以外才是行人该走的通道。当初他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街道上还时常能看到不遵守规则的行人，可是现在，这一路上他一个也没看到。
道路两边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很多建筑物，赛利姆注意到的大多是商店。他所经过的这来区域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南京城最繁华的地方，那道路两边的商店可不是卖农具、锅碗、盐糖、粮食物品的小商店，也不是出售水果、食用油、肉类等消费品的平凡商店，而是丝绸成衣、金银首饰、工艺品、文玩店、豪华酒店等高档消费地。
沿途一路走来，一家家店铺擦得明亮的玻璃镜都闪花了赛利姆的眼。
“南京城可是中国的首善之地，城市布局的时候，朝廷就考虑到了百姓的生活问题，在各居民区内都开设有专门的农贸市场。而这大道两边的店铺，自然就没有买烟酒、瓜果肉食这些低值物品的商店了。”
黄松给赛利姆做着解释。
眼睛看着外头的店铺心理面半点感叹也没有，身份到了他这个位置，再繁华的商业之地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反倒是夫子庙、城隍庙热热闹闹的生活气息，更合黄松的心意。
面对赛利姆的疑问，黄松身边的秘书详尽的为赛利姆解释了一番南京的城市规划。
商业区、居民区，工业区，大定义的不同，决定了各区的繁荣程度和人流量。道路交通建设、广场、公园绿地、学校、医院、下水道、自来水厂，等等基础设施，全都要考虑进去。这当然也包括了菜市场，乃至垃圾回收。
对此赛利姆默默无语，与中国相比，奥斯曼帝国在城市规划上落后老大一截了。
听听中国人说的是什么，服务百姓生活商业，方便百姓生活教育、医疗、交通，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公园绿地。
作为中国这个庞大帝国的首都，南京城与伊斯坦布尔在城市定义上已然存在了差异。前者已经完全不需要考虑外敌侵入的可能了，而后者却要直面俄奥的威胁。
这根本就不能比！
事实上对比陈汉国度的繁荣，赛利姆今天更像看到的是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准调查报告。
中国的强大和中国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中国那两亿多的人口。这些人的年收入是多少？相对来说比一个国家国度的市容市貌更重要。
很多来过中国的奥斯曼商人都用赞叹的语气诉说着中国人的富裕，似乎中国每家每户都能过上吃的好穿的暖的生活，还有闲钱去剧院娱乐。而奥斯曼人呢，如果你没在政府或者军队中谋得职位，家里又没有什么土地或商铺的话，想像中国老百姓这样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奥斯曼商人看到的都是中国大城市的市民，应该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说这话的人也不想想奥斯曼帝国的贫富差距有多么的巨大？普通底层民众的生活又有多么的悲惨？
反正赛利姆是觉得，按照中国的物价水平，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准将远高于奥斯曼帝国底层百姓，这是毋庸置疑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中国这个国家如此富裕？仅仅是因为这里地大物博，因为这里有最好的丝绸、茶叶、瓷器吗？
赛利姆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解。
他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布匹价格会比奥斯曼低出一倍还多，这还是因为近期布匹连连涨价的结果。
粮食的价格大米、玉米、土豆，也比奥斯曼帝国要低的多。
更何况，奥斯曼帝国还是一个国内民族矛盾突出，并保留一定奴隶制度的落后封建国家，其生产效率就更低了。就算是奥斯曼人的军工系统，他们自己造出来的枪炮都要比从中国购买了军火运到伊斯坦布尔后的价格还要贵。
这真的很让人尴尬啊。
而看看中国呢？
以汉人为主体的第一民族是其他民族所根本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