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这个美女警官突然有些狐疑，做贼心虚的我立马解释道：“其实昨天你已经喝多了，晃晃悠悠的，是你把我撞了，然后我见你神智有些不清，才把你送到酒店的，你没有携带身份证，我才用我的身份证开了房间，就这么一件事，你看，你还惦记这事，找到我，还特地还钱过来，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牵强附会的解释了一通，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一些什么，那个叫易娉的美女警官脸上始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狐疑，好在她并没有深究，在另两名同事的催促下，也就离开了。在离开之前，那易娉给跟我我互留了手机号码，说是这事毕竟有麻烦到我，出于感谢，大家可以约个方便的时间，请我吃个便饭。
警察这边的事了了过后，满以为自己可以安然无恙的继续着原有的生活，但警察到单位找我这事在单位里却是闹得沸沸扬扬，所谓人言可畏，很多言语已经在添油加醋中，变得面目全非，有说我是偷窃的，也有说我是跟有夫之妇勾搭成奸的，甚至还有说我是娼被抓的......连知道事情全面目，我的同盟战友钟离志贤为了将自己择清出来，跟我划清界限，不仅不帮我做解释，反而也跟着人云亦云，让我非常灰心。后来只要我一到单位，就能感受到同事们在我背后的指指点点，让我抬不起头。这事也闹到了日本人那边，有一天，一个叫川木的日本人，通过翻译找到了，跟我做了一次谈话，言谈之间就是他们对于我的工作表现和为人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我可以提交辞职报告。
面对单位里的劝退，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一来已经是时值年底了，这时候辞职，对于自己的收入、生活这一块而言，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世道也不是很好，要找一份工作，特别是在年底找一份工作，用“难上加难”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向川木表达了这时候不能辞职的意图，那该死的日本人也没有过多的强求，只是通过翻译表明了单位里的处理方式：如果我坚决不辞职，每个月只按劳务合同签订的基本工资发放，没有任何奖金和绩效，年终奖金更是不要多想。另外我将调离原有的部门，至于去往什么部门，很恶搞，说是在生产一线的洗手间门口，有一个办公桌，专门负责监管操作员工们的上洗手间情况。很显然，日本人就是想通过这种变态的手段，逼着我辞职。
我犹豫了，年少气盛让我应该选择“辞职”，可理智又告诉我：得缓缓，你现在辞职了能马上会有新的工作吗？没了收入，房租怎么办？吃饭水电怎么解决？大学毕业后，就跟父母分了开来，一个人租了一个小单间，每月700元的房租等同于我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要花出去二十多元钱。在这单位，虽然工资不高，也就一千多元钱，但一日二餐都在单位，是有着落的，上下班有厂车接送，交通费的支出也免了。可这工作要是一丢，那一天三十元生活的成本是我能承担的起的吗？
在意气和理智面前，我选择了妥协，竟然非常乖巧的来到了生产车间的卫生间门口，坐在那边特制的办公桌前，登记着每一个一线员工的上洗手间次数和时间。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日本人早就察觉发现，很多一线工人都喜欢利用上洗手间的机会来怠工，所以利用我这个情况，就索性安排了一个洗手间监督员的岗位，这岗位是来控制一线工人们偷懒的情况的，傻子都能想的明白，我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即便我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干，都会被上洗手间的工人们骂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可真是冤屈大了，勉强坚持做了一个礼拜，内心的抵触让我愈发的讨厌这份工作。每天最担心的就是早起的闹钟响起，害怕坐上厂车，害怕在洗手间门口办公。更要人亲命的的是，每天的车间晨会，车间负责人都会将隔日员工上洗手间的状况给工人们做个汇报，谁谁谁一天上洗手间高达二十次，谁谁谁一次上洗手间的时间超过了20分钟，我都不知道这些数据是从哪里获得的，但工人们都只会简单的认为是我做的报告，这一来，不光是日本人讨厌我，就连一线的员工也开始对我颇多不满。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说话，食堂吃饭，我永远都是一个人的身影，更有两次，我被莫名其妙的打了，打我的对方丢给我最清晰的一句话就是“让你多管闲事。”在与日本人的交锋中，我只能选择了“失败”——辞职！
04年年初的时候，我失业了。
为了防止父母担心，每次跟父母通电话，当父母在电话那端问起我工作情况的时候，我都用“还好”来搪塞过去。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我虽然有很努力的求职，但效果并不明显，用工量最大的地方是卖场里的促销员，可都是统一需要女性。可怜的我，连一份促销的工作都找不到。毫无目标的我，只能每天躺在床上，通过看书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即便想找老同学诉诉苦，也都以年底很忙，没空的理由被拒绝。有一天，百无聊赖的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易娉的电话，想到那一次易娉跟我说趁大家方便的时候，许下请我吃顿便饭的诺言，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那易娉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通了，“蒋凯，怎么会是你给我打电话？”电话那端竟然知道是我打过去的，看来那天有存我的号码，不是随便的敷衍了事，带着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