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大怒：“这就是你先前说的干臣？”
陈洪谧解释道：“徐泰时结婚时只有十七岁，其家中本就是吴中巨富。所以其主事时，从不贪朝廷之利，看不上啊。至于所谓受贿，也得有贿赂得起的人啊？”
崇祯愣了一下，然后便有些迷茫，清官干臣不应该是两袖清风吗？还是这种家里巨富，从小拿钱不当钱的，为官后才不会贪？
陈洪谧不用猜就知道崇祯因为什么迷惘，贪与不贪说到底还是个人行为，与身份背景有什么关系？心知不能让崇祯再钻这个牛角尖，陈洪谧赶紧岔开话题：“说起来，董家和节寰公，还有一段故事。”
节寰公是指袁可立，节寰是其号。其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是妥妥的四朝元老，更是因为抗击建虏心力交瘁而亡。如果说崇祯这辈子最推崇谁，袁可立绝对排在前列。
崇祯质疑陈洪谧道：“你确信自己不是信口开河？节寰公河南人，初任苏州府推官，之后就一直在北方，跟在浙江的董家会有什么故事？”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崇祯问道：“你不会想说董其昌吧？节寰公和董其昌是好友没错，但这事情几乎人尽皆知，没啥可说的吧？何况朕记得董其昌是松江人，虽然苏州和松江离浙江都不远，但没道理说他是浙江的董家人吧？”
董其昌与袁可立同年中的进士，他比袁可立大七岁，却因为对袁可立才华的推崇，一直自谦为弟。两人交情甚笃，常有应和，甚至共同创作。他们的交情被民间广为传颂，甚至流传出很多逸闻。袁可立死时，董其昌作《节寰袁公行状》以寄哀思，因为对袁可立关注，崇祯也看过这篇祭文，并且印象深刻。所以他也深知袁董二人之间的关系。
陈洪谧当然不会拿人尽皆知的事情转移话题，解释道：“臣当然不是指文敏公，文敏公去岁故去，葬于吴县渔洋湾董氏坟茔，臣当时也去拜祭过。臣说的就是节寰公在苏州府推官任上发生的故事。”
文敏公指的就是董其昌，文敏是他的谥号。
崇祯来了兴趣，袁可立在苏州府任推官时，号称断案入神，民间传说甚多，直追包青天。就连崇祯幼时在王府，也属于听着袁可立断案的故事长大的。虽然后来他也知道那其中很多都是附会，但陈洪谧这么一说也算是勾起了他童年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
“赶紧说说，节寰公断案，怎么还断出苏州府了呢？难道是董家有人来苏州犯案？”
陈洪谧都没想到崇祯会对此这么有兴趣，也不耽搁，组织语言讲述了起来。
原来当年董份罢官归家之后，利用家资放出外债，结合高利贷和高地租，占有了数万亩土地，在当地民怨沸腾。但严格意义上讲，他的手段并没有触犯大明律法，是在大明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收最高的地租，放最高的利率。
万历二十年，董份之孙董嗣成因上书劝谏，也被罢官回家。两年之后，董嗣成发现家里因为土地而与百姓存在很多纠纷。他处理问题的手段过于激烈，提出惩戒家奴，弄清土地纠纷是非，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将予以补足。
很难判断他是出于平复民议，还是换一种方法剥削的目的提出这种做法。但是这做法一提出来，本来对董家就不信任的百姓受到了刺激，爆发了抗议。
受到刺激的百姓，积怨爆发，直接冲入了董家和当地同样民怨极大的范家，一通打砸抢之后，还把董范两家告上了浙江巡抚。
时任浙江巡抚和巡按御史，作为主管部门，没有详细调查，为了平息民怨，直接将范家主事人范应期拘捕。
范应期一生顺遂，甚至颇为传奇。
他年轻时家境殷实，靠捐纳入国子监，简单说就是买了个学籍。
他乡试时，乡试考官薛应旂，是敢跟权相严嵩对着干，然后因为这个贬官到浙江督学的，人家连严嵩的面子都不给，怎么可能看他有点钱就说他好话？所以直接把他的试卷置入劣等，说他不学无术。
他哪受过这个气？一怒之下道“大丈夫当魁天下，怎能碌碌无为一生？”然后发愤苦读，结果真的兑现了豪言，考上了状元，完成了从乡镇倒数到天下第一的逆袭。
之后二十年官职稳中有升，因为学问好颇受万历皇帝器重，六十余岁在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
这样一个连挫折都没经历过的，连皇帝见了都很尊敬的学究，退休后被地方官侮辱了，怎么能忍？
年近古稀的范应期不堪受辱，直接自缢而亡。
范应期的妻子同样忍不了，直接上京告了御状。
万历大怒，朕都看重的大学问家，你们地方官员查也不查，直接就给逼死了，这还了得？直接就把主管的浙江巡抚和巡按御史两人罢官，而直接拿人的乌程知县更是被发配戍边。连这三个人背后的靠山也都被牵连，没落着好。
这样的处理结果符合律法，但是乌程的民怨却更加沸腾，几欲酿成民变。
浙江本地官员没了办法，听说袁可立能力出众，便把他借调了过去，专门负责此案。
袁可立先是接收了所有百姓控告董范两家的状子，以此暂息民怨，然后亲自走访调查。
调查的结果很简单，董范两家所做所为，全都踩在律法的限度之内，百姓所有控告，都是出于对律法的不了解，以及确实被剥削的活不下去了。
这样一来，从法律的角度是董范两家占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