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无人机传回的画面，里面一闪而逝的尸山血海，让陈长明的脸色有些苍白。
这是陈长明第一次，见识到战争的残酷，“果然，看着人类的尸体，跟看着怪物的尸体，完全是两个感觉。”
他灌了一口热水，压下胸腔中翻滚的yù_wàng，让一架无人机放慢速度，把那残酷的画面牢牢的记在脑海里，告诉自己，“这就是战争，无关正义，无关对错，而弱小！就是原罪！”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本土大本营，事实上并没有下定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决心，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叫石原莞尔的人物。
石原莞尔曾说：“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石原莞尔在1929年7月一次旅行中，对着关东军的同僚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
其后与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三人，专门研究策划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
对于石原莞尔的策划，日本军部是有所耳闻的，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虽然引起了很多高级军官的共鸣，但对于石原莞尔的这个想法却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顾忌西方列强的干涉，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
以此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国民政府插手，故而否决。
但在石原莞尔的判断中，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莞尔判断的标准，则是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对苏联共产主义输出的畏惧。
只要不和英美等国直接翻脸，石原莞尔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苏联南下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东北、内蒙和新疆。
但是因为地理的因素，苏联人肯定会放弃后两条而选择东北，所以要北极熊打消南下的念头，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东北，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呢？不用说正在忙着“剿匪”，石原莞尔断定，蒋介石肯定会选择袖手旁观。
因为蒋介石一心秉持着“镶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对异己讨厌的程度，不比对共匪好多少。
红军长征时，蒋介石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
像胡宗南就带了十万大军跟在红军五万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红军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了三天。
后来红军前脚上午出城，胡宗南后脚下午就进城，其目的，不言而喻。
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
之后，就发生了历史上所谓的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准备的“满洲事变”，在日本军部很多人看来，根本就是一场豪赌，却没想到在不抵抗命令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整个东北。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
最终，石原莞尔以区区一万多名关东军面对张学良的二十三万东北军，结果却是占领了面积三倍于日本本土的东北。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主战派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更在事变爆发时，向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建议“中日提携”，“将华北日军撤回山海关，然后由近卫首相您亲自飞往南京直接与蒋介石会面，以此表达不战之意，我石原愿意随行。”
挑起“卢沟桥事变”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当时正病入膏肓，后于7月15日死去。
参谋长桥本群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要求军部“决断”。
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军队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此时的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由此，“卢沟桥事变”打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七七事变后，石原莞尔担心全面侵华会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主张逐步占领中国，与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激进派形成尖锐的矛盾。
在石原莞尔规划的蓝图中，是为了准备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的这个“满洲国”，石原莞尔要把这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后方供血基地。
石原莞尔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在他心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而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