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汉第一年举行科举，春闱之后便是在京城之中举行的秋闱，而秋闱之后便是殿试，殿试举行的时间是将要入冬的时候。
相比于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大汉第一次举行的科举考试总体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之所以这样，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次的缘故，很多细节上的问题礼部也不敢贸然做决定，得和皇帝陛下以及当朝的重臣们多加商议才可以。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主持礼部的江总和孔范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事他们可不敢独断乾纲。
多商量商量，李荩忱当然是不反对的。
科举制是大汉未来的国策不说，也直接决定着大汉的人才选拔质量好坏，而李荩忱对于科举制也不过就是记得一个轮廓罢了，里面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官员们根据现在大汉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充调整，历史上隋朝实行科举制，就有一种过于仓促的感觉，最后甚至成为了王朝内部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白让李渊捡了个便宜。
所以今年的殿试并没有在秋闱放榜之后就着手举行，而是将时间放在了一个半月之后。在此期间，李荩忱自然也不是让这些士子们在建康府内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他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期望他们能够在建康府内外多走走、多转转。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的建康府称为整个大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没有任何问题，基本上所有的新鲜事物、新鲜制度都最先出现于建康府内，比如慈善堂、又比如医院，还有朝廷的一些新政策，也一般以建康府作为试点。
可以说这里就是大汉发展的晴雨表。
对于那些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士子们来说，在建康府自然应该能够看到和自己家乡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不一样当然不是指秦淮两岸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而是指朝廷的时政方针上和这里更加交融的文化上。
大汉的科举当然不会是八股取士，所有的题目全部都要和时政相挂钩的，李荩忱并不介意这个时代的人们议论时政，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如果什么都不让人们说的话，那这些话憋在心里，只会成为对大汉的不满，而最终人们很有可能会选择通过暴力的手段宣泄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很有可能引发动乱乃至于暴动，这是李荩忱必须要避免的。
而如果人们针砭时弊、说的有道理的话，朝廷当然也可以采纳，毕竟现在朝廷各项新制度都是推翻了原本的制度重新制定的，必然会有很多缺陷在，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一千个百姓的心中自然也有一千个意见，从中遴选出来能够采纳和改良的，自然就能够填补上朝堂中人制定政策的时候想不到的窟窿。
当然了，广开言路也是有程度限制的，否则天下所有的百姓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叫唤两句，甚至往往还都自相矛盾，那李荩忱岂不是自己找麻烦么，到时候应该听谁的、不听谁的，将会成为大问题。
所以这一次言论自由的范围实际上还主要局限在这些士子们身上，他们有能耐进京赶考，就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眼界和见识的，自然不会说出来什么自相矛盾的话来。
因此秋闱的时候，李荩忱亲自拟定的题目就是让考生们议论现在大汉的律法制度是否合适，是否有存在缺漏的部分。这个题目不但紧跟时代，而且还直切朝廷现在推行的法治制度，当初李荩忱拟定题目的时候，就在朝堂上引起议论，不过李荩忱力排众议，再加上徐陵等人背书，这个题目才算是成为正式的行文题目。
而秋闱的时候，就有两个人脱颖而出，位列一甲第一名和第二名。
第一的人唤作房彦谦，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在考生里面绝对不算年轻的——最老的倒是算不上——此人出身历城房氏，祖辈多出仕北齐，但是等到他登场的时候，北周和北齐一通混战，北方乱作一团，所以他带着亲眷南下，躲入江表，本来这种初来乍到的北地人，在南方几乎只有立锥之地，若在从前，能够入哪个将领或者王爷的幕中就已经算谢天谢地了，不过朝廷现在开科举，不论出身，自然就给了老房一个出头的机会。
历城房氏，多出清正官吏，对于吏治和法治自然有独到的见解，脱颖而出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的历城房氏倒是并没有南下，而是西进入关中，成为了北周的臣子，但是在这个时代，北方动乱不休，想要寻求和平稳定的历城房氏，舍弃西方的北周而选择南方的大汉，也在情理之中。
而第二名要比房彦谦年轻一些，唤作杜淹。房彦谦是自己跑来的，杜淹则不一样，是被杨坚撵过来的。他和杨坚一向不合，但是又不想投奔宇文宪，所以一路被贬谪向南，最后连杨坚都懒得管他死活了，给他挂了一个所谓的广陵太守——反正广陵也不在北周的地盘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北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杜淹索性直接投了南朝，趁着这次机会同样一鸣惊人。
当然了，杜氏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杜陵杜氏发迹于三国末年，虽然远比不上弘农杨氏、闻喜裴氏这些大家族，但是也因为诞生了杜预这样的名将，因此并非无名之辈，家族传承在，杜淹学问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而批改试卷的时候，占有很大判分分量的李荩忱，看到这两个名字之后，倒是有刻意加分的意思。
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文章真的让别人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