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根据我在图书馆旮旯里翻出来的一些资料，西夏遗民有明确史料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的有五个去向：
1、入元仕官
据不同的统计材料所载，党项族入元为官的有几十至数百人，比较有名的有曾任湖光广平章的西夏皇族李惟忠之子李恒，侍御史斡玉伦徒，中兴路兴民总管朵儿赤，历事四朝（世、成、武、仁）的庆国公、安吉王乞台普济等。这一部分很快就同化了，以后就很少叙及祖籍了；
2、留居本土
元成宗时曾刊印西夏文大藏经“施于宁夏、永昌等路”说明了西夏故土还是有一些党项遗民的。这一部分很快就很当地民族混合在了一起，元以后不再有史料提及了；
3、投迁入金
西夏亡后一部分西夏的西夏遗民投入金国，被安置在河南唐、邓、申、裕（大抵是今河南泌阳、南阳、信阳、方城一代），这一部分遗民是党项族与汉族的混合居民，其中的党项人是属于本就已经汉化程度很高了的农业化党项人。这一部分也很快就彻底汉化不再单见于史籍了。
4、远徙入川
有一支主要还是从事畜牧业的西夏人在西夏亡后跋涉千里，远迁到今四川甘孜的木雅地区，在元，明时建立地方土司政权，于清乾隆三十九年“嗣斩而绝”前后延续470多年，残余人众融入当地人中去了；
5、迁于山西和保定一代
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的部分含西夏文的资料文物，确知在山西居庸关于河北保定一代在元与明时期有党项族人居住，不过史料不载，不知其所来所终，大概也和当地人融合了吧。
另外我印象中好象见过关于党项遗民迁居云南的记载，不过已记不清出处了，在此姑妄记之吧。还有一部分的党项人随蒙古大军西征，随蒙古军达至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