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奥蒂和社会党经过违宪一案打击后，声势大不如前，因为他们私底下接触了辞职回家的多纳多尼，后者没好气地告诉他们，那笔款子的交易被人发现了，联合集团手中握有明确证据，他怀疑社会党内部有人走漏风声。这消息吓得社会党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现在宪法法院审判的证据只是一般大而化之的干预与行政压力，而如果这个证据捅出去，难保墨索里尼不会以此为文章发起对社会党的大清洗，两相对比之下，目前的状态和处境还稍微好过一点。
社会党不来杯葛，意味着墨索里尼与教廷和解的鸿沟开始被填平了，不过由于墨索里尼年轻时激进的反教宗态度，使得他对首先迈出这一步心存疑虑，这时候孔蒂尼就要当仁不让地充当马前卒去拜见教宗。
教宗与意大利政府间的矛盾并非针对墨索里尼，实际是自古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公元8世纪，当时统治意大利地区的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将夺来的拉文纳的原拜占庭总督辖区交给教皇，换取教宗对法兰克帝国的支持，史称“丕平献土”，该措施构成了教皇国领土的最初源头。
这些领土在后续上千年历史中陆续随着宗教、世俗、贵族、帝制彼此力量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版图顶峰时期是中世纪，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民族国家纷纷建立，教皇国版图开始陆续缩小。不过，不管是扩大还是缩小，所有教皇国版图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它只是由若干以教皇为领袖的领地聚集，包括一系列封地、采邑、城邦、自由市等等，换而言之，不具备近代国家的民族特征。
随着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特别萨伏伊王朝逐渐统一，教皇国与意大利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谓加里波第革命，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革的是教皇国的命。到1870年，由于教皇国的领土基本已并入萨伏伊王国意大利于1871年统一，教皇国政权名存实亡，管辖区域仅剩下梵蒂冈、拉特兰和贡达尔夫堡，不过当时担任教皇的庇护九世拒绝接受意大利政府教廷担保法的协议，即不承认教皇国领土已丧失殆尽的现状，使得天主教会在罗马的世俗权力也受到限制，统称“罗马问题”。
ps：有关教皇国的问题洋洋洒洒可以写一部专著，政权与神权、宗教与世俗间的彼此纠葛构成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漫长画卷，不是学习这个时期的学生很容易被弄得晕头转向，因为里面有很多看来言之凿凿的证据、文献其实是后人伪造的，要想清晰分辨很不容易，就连经典之作《剑桥中世纪史》里也有许多观点、论据是错误的，原版如此，大陆翻译后的版本缺憾更多，起码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能将这时期的情况完全弄清楚的，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历史考据能力有自信，建议可挑战一下，郑重提醒：先学一点拉丁文，再学一点法文和希腊文，这样过关也许会容易些。
该问题成为每一位新教皇继位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长达半世纪未能得到解决。庇护十一世于1922年继位为教皇，他与历代教皇不同的是，他不但是米兰人，还在教会服务多年，亲眼目睹意大利完成统一的发展与民心所向，认为要恢复教皇国昔日权威和世俗权力是不可能的，便希望能与意大利政府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
而墨索里尼也希望法西斯蒂能合并意大利天主教党力量，同时实现意大利政府和教廷关系正常化有利于提高他的威望，故同样有迈出改革脚步的冲动。一位新继位的教皇、一位新上台的首相，彼此都想从这份“关系正常化”协议中捞取个人资本，而孔蒂尼恰好就在其中扮演了沟通桥梁。
这座桥梁也不是那么容易充当的，首先这个人要有声望和能量，但又不能有过重的政治包袱以往意大利政治家不是没有人希望加以突破，但都顾虑自身的政治前途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联合集团如日中天的表现和社会党违宪一案后，孔蒂尼已拥有全国性声望，但还不是个政治人物，谈不上损害民意和威望可怜的社会党和马特奥蒂做了孔蒂尼的垫脚石；
其次这个人要与教宗和意大利掌权政府之间都有良好的关系，齐亚诺家族是老牌贵族，算是教皇国圈子里的家族，现在又在意大利政府担任内阁部长，是墨索里尼的铁杆亲信，两边都能对这层关系予以认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而这个契机恰好是孔蒂尼提供的，他那篇《断裂与传承》不但在学术上阐明了意大利民族、历史与教宗之间融合一体，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在政治上也点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教宗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继续维持这种僵化的固有逻辑是不正确，他文章最后一句话说的颇为画龙点睛“教宗与意大利政府在地理上如此近都在罗马，在感情上如此远，既不符合历史传承的需要，也不符合意大利4000万人民宗教感情的需要，是到了彻底改变和解决的时刻了！”
这句话恰好也能为双方所共同接受。
7月15日，孔蒂尼作为政府临时外交代表访问梵蒂冈实际上梵蒂冈就在罗马城西北，从《青年报》报社出发去梵蒂冈比去郊区的罗马基地还近，但意义是不一样的。
抵达梵蒂冈后，前来迎接孔蒂尼的是教廷国务卿伯多禄·加斯帕里，他先以主权国家间正式会见的态度对孔蒂尼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为他引见了其他相熟的枢机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