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无话，风平浪静，县城中连狗都没有叫一声。
第二天一大早，谭家的人就四处奔走，向族人们传递消息，这些人很识得分寸，经过一夜考虑后，发现除了按照王欢的要求办之外，别无他法，反抗只会招来灭门的惨剧。
过了午时，县城里就开始有谭家族人扶老携幼，挑着担子驾着车子，带着家当由王欢派出的士兵押送着，聚集在城门处，也陆续有散居在乡间的谭家人赶过来加入进去，慢慢的，城门外的人数越来越多，等到差不多了，承头的谭家人就是那个县丞，他点了点人数，向骑在马上手持长枪的祖边报告了一声，祖边面无表情的点了下头。
谭家族人汇流成一条长龙，在前头带路的夔州兵带领下，顺着官道向石柱方向走去，在石柱，王欢已经派人安排好了，秦良玉会将这些人打散分开，按户分到各个头人寨中，务工种田，自己养活自己。
这么干按现代的眼光来看有些残酷，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很人道的做法了，换做谭文占了万寿谷，怕是凡是跟王欢沾边的人，都会被砍了脑袋。
奉节一共才五万多人丁，一下子走了近万人，空出许多田地来，当然不能浪费，王欢立刻组织新近归附而来的流民百姓向奉节迁徙，奉节虽然也是多山地，但比石柱要好上很多，最起码良田不少，种植得当足以补给王欢缺少的粮食，减少外购的数量，节约大笔开支。
王欢开的条件很慷慨，田地能无偿分配，只要愿意拓荒的，开垦的荒地也归拓荒者本人，田地无价，光是这一点就吸引了不少自愿归附者。另一个条件，就是免去奉节一年的田赋，官府不纳粮，这是天大的好消息，种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过去就是傻子啊，同时，免田赋的法令也换取了奉节县本地居民的民心，本来他们还对谭家的放逐有兔死狐悲的感情，这法令一出，立刻转换为对王欢无比的拥护。
王欢又在奉节县城门口立了一块碑，刻上了跟万寿城一样的参军抚恤条文，这又是一颗炸弹，原来当兵还有这么好的待遇，就算战死也让全家人下半辈子吃喝不愁，还能按月拿饷银，奉节举城沸腾，如果不是王欢对参加夔州军有极严格的要求，当月就能招起一支上万人的人马。
九月间，王欢忙个不休，从奉节往东，大巴山西侧，位于四川盆地内的其他几个夔州府属县，在王欢一纸将令传递下，纷纷由当地知县亲自来向夔州军投靠，这其中当然有孟知雨的功劳，他奋笔疾书，向这几个属县的知县写了好几封信函，直言新上任的夔州总兵是堂堂明主，一心为了夔州，与曾英之流养兵如养匪、待民如待猪狗的兵油子大不相同，这一点从一上来就免了奉节一年田赋就能看出来，最关键的是，王总兵是个儒将，儒将是什么意思？是通文墨的啊，文人呐，自己人，天下读书人同气连枝，当然要力挺了。
于是短短一月间，王欢收复了夔州府十县一州，领地千里，人口二十余万人，除了重庆府等寥寥几个府县和个别偏远土司以外，整个川东都入了王欢手掌中。
如此广袤的疆域，当初曾英可是费了老大的力气，一个县一个县的攻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光战死的兵将就接近万数，战火弥漫，烽烟遮墙，这场战事的后果就是川东一个县比一个县破败，民生凋零，曾英派出的镇将又不通民事，只顾剥削仅剩的一点民脂民膏，那些当地知县知州作为文官倒是懂得大战之后应当休养生息，却又说不上话，当地的百姓历经张献忠和曾英两次兵灾，导致整个川东都贫穷异常，不少村寨空无一人，大片田地荒芜，到处都是一副末世景象。
王欢可以说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倒是无所谓，反而觉得一张白纸好作画，人少可以用外迁而来的流民填充，少了当地大族豪强的影响，更有利于自己施政和控制，只需采用分田地和当年免田赋两条乱世收取民心的不二法门，很简单的就能让民心归附，竖立起夔州军的绝对权威。
任何人把王欢与以前控制夔州的文官武将稍稍作个比较，就能得出王大善人名不虚传的结论，无论当地土著还是外迁而来的流民，无不对他感恩戴德。
这一切，都建立在雄厚的财力基础上，没有钱，王欢也寸步难行，土堡寨银矿的重要性无时无刻不在体现，随着熟练矿工和巧手银匠的不断增多，王欢要求马崇明扩大了矿的规模，提高产量，由日产两千两加大到三千两，这几乎是旷古烁今的产量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银矿能够达到，马崇明几乎整日里笑得睁不开眼睛，数着白花花的银锭乐此不疲。
源源不断的新矿工开入了石柱的深山中，加大了采矿的力度，这时候的矿山安全性很差，经常发生坍塌和透水，死人稀松平常，但人们毫无怨言，争先恐后的去报名，原因无他，银子给得足够而已。
奉节县作为夔州府府治所在地，知府早就不知逃到何方去了，王欢也乐得没有平级的文官约束，反正大明政体已经乱了，无所顾忌，干脆将孟知雨以知县身份署知府权利，大小民政方面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理，自己只定原则和底线，其余的交给他去斟酌。
孟知雨简直是如千里马遇伯乐，欣喜如狂，干劲十足，认认真真的按照王欢的指示，忙里忙外，最后为了便于就近向王欢请示，干脆将整个县衙都搬到了总兵行辕当中，占了一片院子，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