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丰富性，让你天天感到新鲜，在内卷化的学习中，就占满了一生的空间，就没有向外探索的动力了。
“而且，骑马不是我们喜欢的动作，我们一般用马来拉东西，这山里弯弯曲曲的上坡下坡，骑马也跑不快，我们的步兵，又追不上你们中原的。况且我们闲来没事，并不热衷于打架。我们喜欢唱唱山歌，采采蘑菇，吃吃菌子，然后中毒死掉一些兄弟。还有和彝老表们围着火把跳舞喝包谷酒，要不和傣族老表们在芭蕉林里对对哥，调戏调戏小姑娘，三月三和白族老表赶赶花街，逗五朵金花，正月十五和纳西族老表过棒棒节，或者一大群人跑到版纳泼泼水，看湿身的姑娘。够我们爽了，这日子，快乐充满了人生的长度，还往外跑，哪里有这些好事？”
他讲到这里时，故意看了看一旁的文大姐，文大姐坐不住了，说了声：你们坐，我进屋有事。就离开了。
剩下刘大哥，在我们三个四川人面前展示云南自尊，尽情发挥。
“要说呢，我们西南三省的同胞，主要欢乐导向型的。人生嘛，不就两件事，不要耽误我追姑娘，不要打扰我吃好吃的。只要这个底线满足了，仗就打不起来。最多打打群架，也相当于雄狮的夺偶行为，或者算体育运动，总得要把生活热闹起来，属于吃饱了没事干类型。”
其实，他说到人类权力观念的源头了，除了食物争夺，就是交配权的争斗，但这明显是动物行为，不属于大社会类的战争。
“云南人虽然各族都剽悍，但也只是打架而已。今天打了架，出阵前喝了酒，回归寨后不是也要喝酒么？这是在给喝酒找理由。况且，今天有仇明天消，指不定哪天打架的两个寨子成了亲家，还要在一起唱歌吃菌喝酒。打仗就不同了，明天坟头草高三尺，只能吃元宝蜡烛了。好好的青干鸡枞见手青不吃要吃元宝蜡烛，老表，憨包噶？”
这个关于性格与生活，对战争的影响，虽然搞笑，但也有一些道理。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路太难走了，大部队行军困难，大规模进攻没场地铺开，就是想做几个城墙，都没有施工作业面。而地广人稀便于隐藏，很少能够出现部落间相互吞并的主力决战。人不能杀完，人家部落打不赢，往林子里一钻，哪里找去？指不定过个十几年，小仔们长大，又杀回来，何必呢？况且，部落间实力悬殊不大，长期对峙的结果就是大家不如和平相处。你在地图上看30公里的地方，如果你去走，怕是走100公里也没到。爬山下水的，打蚊子、砍树开路，架桥铺草，麻烦。”
此时，葛老师显然也被感染了，他一反刚才的冷静，加入到了刘哥的阵营。“我有体会，一路上有毒蛇、毒菌子、毒气、毒虫、毒草，还有野猪大象老熊什么的，走路都是麻烦，莫说带武器了。”
刘大哥受到了鼓舞，继续说到：“80年代，闭塞的哀牢山，还有刀耕火种的部落。我党进去播洒人民政府的光辉，他们一脸门清地笑问，当今皇帝是谁。在这种自然条件之下，我们30000老司机从昆明去香格里拉打仗，走到大理附近，就废得只剩下300斯巴达了。”
后面所谓老司机斯巴达的段子，与近期流行的歌曲有关，但主要是指战士们被姑娘们和包谷酒，烧得走不动路了。
于是，刘大哥开始了总结陈词。
“所以，第一个原因，云南路太难走了，对于古代人来说自然条件太恶劣了，大家统一不起来，力量不足以逐鹿中原。就算历史上有名的南诏国和大理国zhèng quán，对云南大部分地方，都做不到中等程度的军事占领和政令统一。大理发出的命令，还没到西双版纳，就没人理睬了。南诏皇帝说，走，打四川，煮四川气锅菌。曲靖人说，不去不去。普洱人说，管你管你。这个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第二个原因，就算云南高度统一，也不好出去。往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往南，缅甸和越南，占了没意思，不就是热带雨林吗？还没我们云南好呢。往西，高原啦，不好爬啦，山太高了，不长菌子啦，谁想去谁去，我不如在家吃菌子。而且藏族老表政教合一，团结得很，吐蕃zhèng quán厉害得连中原都打，就问你怕不怕？”
“那就只剩下往东了，广西和贵州的生存条件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老司机的山歌又唱不过人家刘三姐，占下来，对歌占不到便宜，抢不到老婆。而且广西壮族老表人数多，还团结。在我们云南数量也不少，我们云南的兵还没动，作战计划就已经被几个内部壮族战士，偷偷通风报信，向他的壮族同胞透露了，怎么打？万一打不过，菌子都被人家抢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难道打下来后天天就着老干妈喝茅台？万一爱上老干妈，菌子怎么自处？出不去啊！难道我带着部队走个二万五千里，去逐鹿中原，还不如唱唱老司机呢。”
这一通说，笑得我们几个，简直没谱。好在大家有心理准备，要喝茶的就赶快下咽，含在口里装品尝高雅是不行的，必然会喷出来。
“最后，就算出去了，估计没几天我们就又回来了，因为，他们在外地遇上了恶劣可怕的一种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