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唐代修订的四书五经以南朝学说为主版本，来说明是南朝保存了国学。但是他们没看到北朝儒生因缺少社会特权，使北朝儒生重视自身的修身、立命，“用”字当头。这使北朝率先完成儒学的导向性革命：儒学从研究“道”转向为研究“德”。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儒学是讲“经学致用”的，而且在两千年的儒学发展中，“经学致用”一直是儒学发展的一条暗线。
隋之后，小农经济兴起，逐渐在宋朝形成主体。人们必须通过科举才能进入官场治国，而能进入官场的人就太少了。这时候，儒学核心转向－－－－立命、安身。
儒学前期的核心功能是治国，治家族；后期是立命、安身。总的来说儒学就是用来‘用的’学问。经学致用也。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那个时代，单就“重君”和治理地方就已经可使儒学成功。而在魏晋之后，儒学已经吃掉法家。在十六国和北朝时候，儒生在庄园外没有太大的特权。但是有一个统计，北朝士族，在王朝官员中也能稳定的占到总数的70之上，最高时占79。南朝最高时士族官吏也只占81，这是令人震惊的。
北朝重儒学，但不重也不行，因为他能用的治理地方的人员，也只有在儒生中寻找。不然让老道、大和尚去，还是让一字不识的武将、太监去。
士族虽在北朝社会特权不重，但有钱，有时间，有传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管理大族产业。他们近乎垄断文化和管理才能，使他们在北朝官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士族的特权逐步下降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之后，士族最终失去特权是迟早的事。士人不能一出山就当官，士人追求修身、立命之学，为将来的以才德取士，科举取士做好充足准备。唐朝诗人白居易参加的一种科举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在北朝缺特权的士人也只有做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了。著名的《颜氏家训》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著作人颜之推本是南朝士族，二十岁出头被北周掠走，但北周对士族还是很客气的，给他安排了官职。颜之推归国心切，逃走了。可是无法南逃，就先逃到北齐，其才华横溢，在北齐也做了官。后北周灭北齐，又回到北周，在北周和隋代又做了官。从颜之推的经历来看，北朝并不是一片黑暗的。
《颜氏家训》是他在快六十岁时写成的。《颜氏家训》的主张就是“学贵能行”。讲究修身、处世，反对南朝士族对儒学高尖顶的研究。认为这是空谈高论，不务实际。传授儒学真正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法。
其对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之重视，令人震惊，“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颜氏家训》证明了北朝儒学率先向“修身”、“安命”为核心的方向上转移。再次深刻的明确了儒学的‘以用为本’的入世思想。
北周有鉴于在官员的选取中只有用儒学人士，而出台了《六条诏书》（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规定，凡做不到这六条，加上不懂会计学的人，不得为官。这制度本是北朝儒学大家作出的，只是得到了皇帝的赞誉和大力支持。这六条反映了北朝大儒的儒学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儒学家第一要务是修身，学习有才华（治身心）。第二点是道德优（敦教化），懂经济（尽地利、使人富），会使用法律（恤狱讼），甚至还要学会数学（计账法）。这是何等的‘经学致用’！
儒学再次回到“经学致用”上来。后世王朝进入小农经济，没有大庄园供儒生实践，后世科举就取这六条中的前两条——有才华、道德优。等儒生考上进士之后再学习后四条。所以儒生登进士后，一般只给个“做副手”的官，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
儒学在成为古代主意识形态之后，汉儒讲天。做好事老天会奖励你；做坏事老天会惩罚你。使从孔孟荀一直传承的经学致用变了味，有向宗教靠拢的萌芽。
魏晋南朝讲道。人要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道”才能安身、立命。这个说法看似正确，其实却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道（自然规律）到底是怎样的，人掌握不了。自然规律是什么，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放到二十五世纪的将来，也恐怕不能完全研究出来，人怎么能完全顺应它。所以，魏晋研究这个“道”，研究成玄之又玄，或许是个必然。
正因为这个“道”玄之又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各自的标准，容易被“揉捏”，所以被大士族利用，形成自由式的思潮。
在我们知道没有天意，而道（自然规律）又不能被掌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有学问，讲道德，成为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相“比较”而言的最好方法，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