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使儒学产生第二次划时代的革命(2/3)

所以，北朝以讲究“自身修为”为前提，使儒学进入研究“德”的时代，开启了儒学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后儒学的主流是研究“人”，能确切的就是研究“德”。

因为北朝儒学更加强调了“学以致用”之后，儒学加重了它“积极入世”的思潮。过犹不及，其缺点是过于“功利”，“德”的培养成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一点上看，后来一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路线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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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意识形态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天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佛寺林立。而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330年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

贵族的意识形态一定要借助神学，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借‘仁义’。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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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阶段。相对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儒学人口成几何式成倍增长。这是唐朝对儒学最大的贡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策、道举、童子八科）

平民儒生给士族子弟造成极大大力。世家子弟又在学习儒学上比平民儒生有更大的优势。两派都是压力极大。只好一心只读圣贤书，放弃对‘玄之又玄’的最高理论的追求。

另一发面，唐朝的小农经济相比于宋朝还有很大差距。平民儒生既要学习儒学，又拼搏在温饱线上，大多数成就自然不会太高。理论贡献对他们来说不现实。他们给世家子弟造成的压力是‘群狼压力’。

而世家在唐朝是走下坡路的，一直在衰落。想让他们做出更高的理论贡献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唐朝在普及儒学人口上的贡献，比任何一个朝代对儒学的贡献都大。不能认为没有理论贡献，唐朝就是儒学低谷。

反倒是整个社会因‘儒学’而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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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致用在明清的表象就是考秀才。

在明清时期，我国进入了典型而成熟的小农社会模板，自给自足，重农仰商。一个普通人如果想光明正大的脱离农业生产，最佳的捷径是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或许先不去指望。一旦他考取了秀才，他便可以光明正大脱离农业生产。

秀才不用交公粮、赋税，甚至解除徭役。这使其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再不济可以当医生，实在不行可以替人写信，或干脆做个相士。有人会嘲笑我的论点。小小秀才算什么！请联想一下，那么小小‘铁饭碗’又算什么，多少人拼的头头破血淋。

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人们对科技的渴望降低，社会几乎停滞不前。因为这一个家庭男耕女织从出生到死亡，都不需要社会参与。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农耕的人先发现了‘铁’。游牧的人发现了铁，把他当宝贝，做成装饰，而农耕的人把它做成锄头。蒸汽机的早期原型在农耕社会也早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