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这个人史书评价很复杂，有人认为他是能臣，有人认为他是庸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个人有勇气是没人会怀疑的。
这在眼下的文官中极其罕见，赵构不重用这样的人，也实在没人可用了。但张浚一向不主张偏安杭州，逃避杭州是王渊的意见，王渊已经死了，现在张浚的态度就变得重要起来。张浚是四川人，却一直坚信陕西才是王霸基业，弃陕西就没有中原。主张皇帝迁都四川，遥控陕西，出潼关，复中原。
这是符合赵构的意愿的，中原王朝的皇帝，灭国之后，退守江南半壁是第一选择，守半壁已经是好的了，比如东晋；再没有斗志一些，坐守四川，安享一声富贵，也是能接受的。赵构就是一个愿意偏安的人。尽管张浚的主张，更像是效仿汉高祖，从汉中出击，一统天下的路径，但更多的四川政权都是偏安的，赵构想的是蜀道难，比长江天险更有安全感。
吕颐浩是山东人，他支持张浚，一边压制了官僚集团的声音，一边说服了皇帝的态度。决定西迁！张浚则主动申请去川陕为皇帝西迁做准备，他要为皇帝在四川聚集足够的钱财，还要在陕西拉起足以御敌的西军。让皇帝先西迁到鄂州、岳州一带，等他准备充足，在迁入四川。
于是张浚到了四川，想尽办法敛财。张浚自己没有搜刮的能力，他任用主管川陕茶马盐牧等事的转运使赵开，此人说四川财赋被征调过多，四川人已经很穷了，只有一些边贸榷场还比较富余，建议扩大榷场范围。于是他们在四川进行了茶烟酒等专卖的大幅度改革，以前四川的酒是专卖的，只有官府能酿酒，商人买引采购。现在让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买酒，允许老百姓借用官府的酒糟自酿米酒，但要求每一斛酒要交给官府三千钱，只要有钱，想酿多少酒都不限制。结果原本四川一年酒课收入只有一百四十万缗，直接增加到六百九十多万缗。张浚还滥发钱引，直接以铜钱作保的钱引，实际上没什么保证，以前四川每年印一百多万贯，张浚印了两千多万贯。
后来人统计，张浚用一年时间，搜刮了四川人五年的财富。然后用这些钱，在陕西拉起了二十万西军。从这些手段来看，张浚并非没有能力，欠缺的其实只是军事指挥能力，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能像童贯那样放权，其实西军也能打胜仗，问题是他跟很多文官一样，总以为自己别武将更聪明，更懂兵法，因此肯定也就更会打仗。
张浚聚敛财富，扩大西军，这些是为皇帝西迁，并且从陕西出关收复中原做准备的，但他没想到的是，等他到了四川，皇帝的态度就变了。
原因很简单，他一走，皇帝身边的其他声音就多了起来。最先发难的，是一批江浙地区官员，他们认为，皇帝一走，江浙就会动荡，整个江南就会失去。他们一再引用寇准故事，认为当年就是这样，因为张浚是四川人才想让皇帝迁都四川，这是私心。连吕颐浩也受到了影响，开始不再支持张浚西迁四川的计划。
皇帝此时已经出发了，从杭州出发，到了平江，然后到了常州，即将到达江宁。
可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强烈，大敌当前，文官集团观念如此混乱，赵构不是勇士，却是聪明人，这让他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是一个对危险非常敏感的人，这么乱，这是亡国啊！
在江宁府建康城里，赵构跟大臣们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商讨。赵构说，如果他停留在建康，以后不再转移，这里西通荆湖，东连吴越，山川险阻，能不能安守？要求三省文官，三衙武将都提出建议。
但依然很难有统一意见，江浙官员依然极力建议留在江浙。
张浚到了汉中，分析大好形势，上书说“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
张浚希望皇帝先西行鄂州、岳州。
但江南文官说“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
他们警告说，一旦皇帝去了鄂州、岳州，那么长江以北的盗贼就会趁虚而入，占据整个江南。
武将中，张俊、辛企宗支持迁到鄂岳地区，但他们不是为了西迁四川，他们反而建议皇帝从岳鄂南下长沙。
韩世忠坚决反对“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
文臣武将态度针锋相对，让赵构急的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诏吕颐浩商谈。
赵构说，张俊、辛企宗不敢打仗，所以想要退避湖南。赵构又说，金人的强处，在于骑兵犀利，浙西一带水乡河渠纵横，不利于骑兵奔驰，还是不该走，一旦西迁，人心摇动，哪怕到了四川、两广恐怕都跟到了敌国一样危险。
吕颐浩此时也已经被江南官僚说服，就建议皇帝重返杭州，为防止江宁一带人心摇晃，他请旨守在常州一带抗敌；赵构却表示，他身边不能没有吕颐浩这样的宰相。另一个宰相周望也请旨留守平江一带，说现在北方的李彦仙（不是海州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