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除大部分设在边地，如前文所言及的东北、北部、西北等地外，内地空闲之处也有小规模的屯田设置。如中宗时，王睃为桂州都督，罢桂州屯兵，“开屯田数千顷，百姓赖之”。代宗大历末，李承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在“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屯田靖卤，岁收十倍。”除桂州、楚州外，关中也置有屯田，如《唐大诏令集》载：“自顷关中，□乏牛力，封圻千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来，皆变良沃。”无论是边地，还是内地屯田，一般都“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
营田的设置也是既有边地，又有内地，而且也都取无主之旷地。如穆宗时，灵武、邠宁多旷土，王起“奏立营田。”灵武、邻宁即西北边地。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李曜河中节度使府所下辖的屯田和营田，便是这些。
从经营方式看，屯田与营田的经营都是既有雇佣经营，又有地租经营。
军士屯田与营田由于经营者都是军士，且经营目的以供应军需为主，所以军士屯田、营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如唐律军防令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此非正役，不责全功。”军士屯田、营田以充军士之食，不责全功，也就说明军士耕垦主要是自给自足。然而，除供军需外，有时也要将多余部分上交朝廷。百姓屯田、营田无非最终也都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这就使得二者在经营方式上可能产生一致性。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果屯田百姓使用朝廷提供的耕牛耕种，朝廷则给佣金每人每年“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而如果是“私出资费，数又倍之。”这里，屯田百姓与朝廷之间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下，屯田者的收入可以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显然有利于百姓的一面；这样，朝廷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后来难免有人感叹，实行民屯以来，资费数倍，人不敷出，“无益军储，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其实，百姓屯田采用雇佣经营的方式自汉代已经开始，汉代的屯田客其为佣工，月给值1千。所以，唐代屯田采用雇佣方式应是对汉代的继承。
唐代百姓屯田采用过地租经营的方式。如德宗贞元元年十一月诏：天下屯田，“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收获数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可见，屯田地不仅可以租佃给百姓，而且收租多的刺史还可得到褒升。至于租额的多少，史载开成年间，“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即租额与土地的肥瘠及收成情况相关，一般分成三等，比照民田的中等收获量纳租。由于屯田土地的肥瘠程度显然不如民田，所以，屯田地租额参照民田，租额相对是高了点；不过这是与屯田属于朝廷所有，朝廷要负责屯田地的水利建设、提供屯田者耕牛、耕具、种子等劳动资料有关。
唐代的营田经营也采用过雇佣经营的方式。如百姓营田，“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这是自有唐以来朝廷雇佣百姓营田的情况。
这两组文书，从其内容看，营田使派发营田百姓谷物时是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性别、年龄给予营田户分发各种谷物。这说明营田者与朝廷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唐代后期朝廷经常募兵营田，所募食粮健儿亦即官健。唐代的官健营田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如宣宗大中三年八月之《收复河湟德音》诏文载：
奏凤翔、邡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
给予官健每人衣粮两份，说明官健的劳动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由于雇佣关系的发展，到了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
唐代的营田也采用过地租经营的形式。如“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唐后期经营营田的高赀户直属户部，向户部纳租，说明营田也采用了地租经营的方式。
屯田与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如前所述，屯田、营田的经营者、经营方式都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其土地性质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唐代，随着土地私有经济的充分发展，屯田、营田都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
玄宗年间，即有赐屯田予百姓的现象。如开元八年，令屯田中有百姓挂籍之地，在百姓还回后，割还其土地；并令将屯田地中的熟田，给予“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辨功力，能营种者”耕种。开元二十五年，又令陈、许、豫、寿等四州的屯田，“并定其地量，给逃还及贫下百姓”。开元二十六年，又令“京兆府界内，应新开稻田，并宜散给贫丁、及逃还百姓，以为永业。”代宗大历年间，又令华州地区的屯田，“并宜给与贫下百姓。”唐代中后期，将部分屯田还授给百姓，主要是因为在雇佣经营下朝廷所得不如在私田下朝廷的收益。
唐代后期，营田也有转化为民田的现象。如宣宗年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