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屯田、营田向民田转化，一方面反映了唐后期土地兼并、私有化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控制力也相对减弱。
至于屯田与营田虽属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但历来易被人们所混淆，除了上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文献中记载屯田、营田的用语有时比较模糊。
屯田与其它形式的田地一样都需要经营，所以文献中常常会有“营屯田”之语出现。如《北史》载：李贤在河州“大营屯田，以省运漕。”《隋书》载：北齐河清年间，令“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新唐书》载：贞观年间，刘仁轨“遂营屯田，以经略高丽。”此外，在记述屯田、营田两种事物时，文献中常常运用“屯营田”之简语来表达。如《续通典》载：北宋“景德二年，令缘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宋史》载：徽宗大观二年十二月诏，“留屯营田，以实塞下，国家设官置吏，专总其事。”“营屯田”与“屯营田”之语多次在史籍中出现，很容易让人认为屯田、营田为一回事。
前文已言，屯田以屯为单位组织生产，屯是屯田的最小单位；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营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邓艾屯田，自钟离以南置营”。营田的组织单位为营。如德宗时，“（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但在文献记载中偶尔也有以屯为单位的，如《玉海》载：“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992”。这样，非常规地营田以屯、屯田以营计算，也很容易造成二者概念上的模糊。
二是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前文已言，营田使是组织管理营田的官员。但是，在唐代，营田使不独掌管营田，有时还兼管屯田。如唐前期，“边州别置经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则置营田使。”又代宗大历中，“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于欣）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敬宗宝历元年，“杨元卿为沧景节度使，诏以所置屯田有裨国用，命兼充当道营田使。”可见在唐代，地方上的营田使也有兼管屯田事务的职能。
到了宋代，营田使依然兼管有屯田事务。如《宋史·陈规传》载：陈规上营、屯田事宜，“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列以闻，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
唐代，营田使不仅掌管营田事务，还兼管屯田事务；宋代，营田使兼管屯田事务，府县官又兼管营田事务。这种职能上的交叉管理，也很容易让人将营田与屯田混为一体。
再有一个原因则是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宋代，营田时常转化为屯田，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南宋高宗绍兴六年，“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营田转化为屯田，致使宋人对二者不再甚加区分了。
宋人对二者不甚加区分，从宋人的言论里也可看出。如宋神宗熙宁七年，提点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屯田、营田在前代本不同，但由于后来营田的经营者不独于民，屯田也不独于兵，所以在北宋人看来，屯田、营田已无大异。而到南宋时，人们已认为“屯田营田分为二事，未合古制”，即对二者已经不再加以区分了。
虽然南宋以后人们对屯田、营田已不再加区分，但在唐代，屯田、营田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将二者相提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天宝六年，封常清“寻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宋史》：北宋仁宗宝元二年，“诏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营田屯田事”。《高峰文集》：“如营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玉海》：“马步军都总管提举兴置营田、屯田。”
综上所述，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因二者有联系而忽略其区别，甚至将二者等同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