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望着宫门，忽然觉得，后人对它的自豪，可能不过是那时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至少现在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那些远远打量着自己这个克复长安大功臣的民众，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
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或许也只就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了。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因此，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呆板整齐，李曜记得宋人曾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的“一代精制”，但在李曜这个习惯“市场经济”的自由论者看来，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无需多辩。
品味，感受。骑马漫步长安的街道上，李曜边看边思索，他知道，长安虽看起来雄伟壮观，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构思，只可能出自与他的脑子里。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近六十丈，通城门的大街多宽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大唐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看起来壮丽巍峨，实际上在李曜看来，也等于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后世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经过仔细考察，却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应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应该也只是一种**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不过李曜实测之后，发现其实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后世一平方公里的大小，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这点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其面积不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而在李曜问过随行官吏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东西两市并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