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显然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后世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其实，这同后世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本身就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所以在李曜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似乎也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李曜随意看了看，最长的不过三丈余，最短的只有一丈余，进深均为一丈余。不过他又发现，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
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时候李曜想起来一件事，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唐都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
对于这样一个长安，李曜显然是不会满意的。改造长安，势在必行。
当然，这得等眼前这一场与李茂贞之间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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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回汴州已一月。兖州来报，葛从周病情稳定，日渐好转，手脚已能活动，也能说得简单话语。朱温这才心安，令他安心养病；同时决议三伐河北，他想着张存敬在众将之中跟随自己最久，遂拜为河北招讨使，带领氏叔琮、杨师厚、徐怀玉、康怀贞、王重师部并魏博兵共计五万军讨伐燕、定。
张存敬五万大军此番绕过沧州，兵锋直指幽州，势如破竹，仅一月时光，连下景、瀛、莫三州，合县城共二十余座，军至瓦桥关下。刘仁恭前进显然不能，只能固关自守。此时北方刚刚入冬，忽降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军士衣着单薄。张存敬宣谕众将道：“大王志平河北，今已三番用兵，莫非要功败垂成么？”
诸将皆回应道：“倘是不愿，却该如何是好？我等愚鲁，全凭招讨决断。”
张存敬道：“我意！中山近在咫尺，而雨量较小，道路仍能通行，可先攻取！”众将从命。张存敬遂移师定州，分氏叔琮、杨师厚两万兵取祁州。
那前时的中山（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早已亡故，其子王郜袭位，也取晋王的郡主为妻。闻张存敬来犯，便派季父（叔叔），都知兵马使王处直率五万大军拒敌。
王处直说道：“汴军来势汹汹，因大雨而移师攻我，军士衣着单薄，必不能持久，请依城为栅，待其师老而出击。”
孔目官梁汶自认受王郜宠信，此时忍不住显摆一下，说道：“昔日燕、赵兵曾以十二万攻我，当时我军不满五千，犹能一战而胜。今张存敬兵不过三万，我军却已有五万，怎么反而怯战，欲依城自固呢？”王郜便以梁汶说的有理，令王处直领兵出击。王处直无奈，只好出兵，两军相遇于沙河边的怀德驿。
话说汴、定两军相遇在沙河边的怀德驿。张存敬从容御敌。那义武虽有五万众，却是十几年少有实战过的，怎敌得过汴军久战之新锐。一番厮杀，义武军大败，死者过半，丧失大将十五名。王处直由亲从保护，逃回城中。
梁汶对王郜说道：“处直败军之将，当论罪定斩，以安军心！”
王处直怒目铜铃地呵斥道：“梁汶无知，妄言出兵，才至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