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既然是参考借鉴，税率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宋朝时，其税收物货及税率李曜曾在某论坛看见某大牛提到过。那位雄辩家称，宋代“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凡州县皆置务，官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注：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
那位论坛雄辩家又说，宋代的税收机构大都由太府寺所辖。宋承唐制设太府寺，其所属机构有商税务，收京城商税；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收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杂买务、杂卖场、市易上界，掌敛市之不售，货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价；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官籴；榷货务，赏折博斛金银之属；交引库，掌给印出纳引钱钞之事；店宅务，掌管官屋邸店，计置出僦及民修造缮完之事；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等等。
而“免民行役，官自和市则归杂买务”，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斥其余币以利公私则归杂卖场”，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这些机构是太府寺所属“官司二十有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的直属职能机构，都与税收有关。此外，地方上还有酒务、楼店务、榷盐务、榷茶务（或日“场”）、市舶务等名目。
而在宋朝诸多“务”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商税务”等，或曰“税务”、“茶务”、“酒务”。由于它的设置是自上而下，从京城到地方的路府州县甚至在镇中多有设置，发挥着既类似唐代“市”但又超越其职能的特点。
那次看这位雄辩家与人对簿论坛，李曜受益匪浅，下班后晚上就上线潜水跟帖，足足看了好几夜，他自己也从正反两方的说法中有了一些分析，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宋代商税务的设置也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即有行政层级的差别。
第一个层次，在京城曰“都商税务”或“都商税院”。北宋开封“都商税院在义和坊，掌京城商贾廊店市收”；其官员由京城“诸司使、副、三班三人监，所领有拦税数钱之名”。从监都商税务官的职责可以看出，他们对市场的管理不再是像唐代京都市令、丞那样，直接掌管市场交易具体事务，而是挚市场之纲领，不再过问枝节，直接以税收为终极目标，即所谓“商贾之赋则归都商税务”。
都商税院收税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京城城门使臣，一是客商自己依例交纳。“太宗至道元年诏：都商税院每客旅将杂物、香药执地头引者，不问一年上下，只作有引税二十钱；无引者税七十五钱”。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诏：商税院并依榜例收税。仍取脚地引看验，如无引每千收税三倍；若一千已下，竹木席箔篦物，只委监新城门使臣点校验就门收税。一千已上依旧于商税院纳钱。官员出入随行衣物非贩鬻者不须收税。村民入京货鬻百钱已下与免。如以香末出城每斤税二钱”。
所谓“地头引”或“脚地引”，按照李曜猜想，应是一种类似经营许可证或说营业执照的凭证；似有一定的空间划定，适合于铺席贸易者，故有“地头”、“脚地”之名；属于商人自己缴纳，国家批准给纳的范畴。由监城门使臣负责出入城门的部分，则根据物货的价值决定纳税数额及缴纳方式，不足1000的由监城门使臣收缴，超过1000者则由客商到都商税院缴纳。通过收税的方式，都商税院实际上实现了对整个京城市场——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的交易活动进行最有效的管理。
较之于唐代市制，宋代的“以税代管”即有具体事务的管理——收税，更有高级别的宏观控制的特点。如果说北宋都城的市场管理以“都商税务”为代表，说明其已经进入“以税代管”模式，那南宋都城的突出表现就是税务的增多，在临安城，除了都税务外，还有浙江税务、龙山税务、北郭税务和江涨桥税务。除了前面提到的各务外，还有市舶务、红亭税务等。除了各务外，还有合同茶场、城南炭场、抽解竹木场、糠场等。这是国家市场观念及实践都已经转向追求税利最大化的表现。
第二层次，即各府州县所设置的商税务。前面提到宋代“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是最基本的情况。并且根据各地的地方特色，税务的名称可以有“商税务”、“税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