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可问题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李曜近来时刻反问自己：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
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李曜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李曜穿越前，他觉得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正是有鉴于此，李曜才觉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极佳的时机，因为可以提早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他那《新儒论》所强调的、“各业并举”所要表达的、乃至总参谋部制度所欲培养的，都何尝不是为此？
统一天下，以他目前拥有的实力而言，未见得太难，至少他自己觉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为大唐统一天下绝不是奢望，可如果仅仅如此，仅仅是做一个中兴名臣，了不起又一个郭子仪而已，于万世何益！
唯有改变国人思想，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那才是处处领先世界的要义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总参谋部，他当初又何必将军械监扩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军事学院？
其实他也曾思考，军事学应该算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他觉得兼而有之：科学，是因为军事学是一门包罗很广的学问，有些分支，象军事地理学、军事经济学、运筹学是从相当成型的学科化出来的。即便是战场指挥，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层次，都有很多具体的规律可循，战争可以假设，可以推演。在现代，严格的训练，可以成批地造就优秀的军官。但人们一直说“军事指挥艺术”，那是因为军事学艺术的成份更重：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养优秀军官，可是真正的名将，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真正的名将是天生的，是艺术家，他可以违反一切成形的规律，可以冒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的走向。名将，是不可以在实验室批量制造的。
从军事学这个科学和艺术的“二相性”出发，似乎可以比较公正地评价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军事学基本上是一门纯艺术，优秀的将领通过经验学习战争，依靠自身的聪明颖悟总结战争，因为一己的坚强和智慧在战争的硝烟里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