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却并未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是继续道：“这种重视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思潮，在国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名流之中，公开反对工商业者很少，而赞美商业者日益增多。譬如陆宣公(陆贽)，就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使‘商农工贾、各有所专’，使他们能‘咸安其分’；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不仅主张农工商并重，并为在盐专卖中受到损失的富商大贾鸣不平，还为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唱赞歌。正统的儒家先贤陆韩的观念尚且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其他先贤就可想而知了。我朝著名能臣刘晏，则公开地利用商品经济原则来改革财政，发展社会经济。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为商品经济发展唱赞歌的思想和观念非常盛行，并且成了名流思想中的一个主流。”
黄崇嘏笑道：“莫非正是如此，右相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李曜见她笑得狡黠，也不禁好笑，但却申明：“这虽是一点，但重视商品经济的思潮或观念，却不仅仅在名流之中引起巨大回响，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一大冲击。当时社会上一反传统的瞧不起经商的观念，把经商看成是人们的一个重要职业，甚至是主要职业。因而从事商业经营的人非常多，稍有一点才能和资力的人，大都去服牛骆马，以周四方，贾郡国无所不至，以贩运有广大销路的远方异域的特殊商品，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种经商热的情况，在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
他举例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
黄崇嘏读诗未必比李曜少，尤其对唐诗，更加熟悉，当下便接口道：“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李曜哈哈一笑，赞了几句，黄崇嘏谦谢了。李曜便又道：“可见，商品经济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潮，以至于‘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原来孜孜耕种的农人，现在被日益勃兴的商品经济观念大潮所裹挟，转而经商谋利。你看他们那种孜孜谋利的形象，‘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诚可谓维妙维肖。”
黄崇嘏点头，心中也不禁被李曜说动。
“至于商人怎样经商谋利，也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这其中‘求利莫求名’一语，既是他对长期实行抑商政策造成对商人的压抑的宣泄，同时也表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经商牟利不再需要遮掩了。”
黄崇嘏闻言一震，迟疑道：“这……是商贾之辈地位提高之像。”
李曜猛一击掌，大声道：“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城乡中寻常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日浓，而且连朝廷官吏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末胜于本’这一现实，并且能审时度势的放松对商业的各种限制，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贞元九年，诏曰‘通商惠人，国之令典’。宪宗元和十三年，裴相公(裴度)至蔡州发现夜禁引起人民不满，就下令‘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在政治上，朝廷也破除唐初对商人‘必不可超授官秩’的作法，使得许多商人‘尽居缨冕之流’。在经济上，朝廷也减轻对商人的重剥苛征，一度出现‘官家不税商’，‘关梁自无征’之况。因此，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商人获利丰厚，‘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所费百钱，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以至于使得许多商贾成为国中巨富。如裴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又以铜线穿钱，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
黄崇嘏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正色道：“经商能致富，商业活动自然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商人贾客自然精神舒畅，怡乐自得。所谓‘生为估家乐，判尔乐一生’，‘行止皆有乐’等说，未必没有道理。”
黄崇嘏微微皱眉，她非是商人世家出身，多少仍有些抵触。
李曜却也不以为然，只是道：“掌握了巨量资财的商人，必然要求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此时的朝廷便顺应时势的发展，为商人参与政治开了路引，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商人作官、官吏经商的官商一家的现象。当然，这种官商一家的现象，并非出现于我朝，其实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西汉时，晁错就对这种现象发表议论说：‘因其富厚，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不过我朝发展得尤盛。富商大贾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稳定的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效益，不惜以重金行贿，钻营勾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