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中明确规定租、庸、杂徭等全部省掉，不再另行征收。纳税项目比以前减少，纳税时间明确集中，纳税手续简便易行，使唐代赋税的征收发生巨大的变化，故当时人说“天下便之”。即使人民的负担并未因此减轻，却可省去许多交纳催索的纷扰。
从以上可以看出，两税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把土地作为封建政府征税的依据。地税，明显是履亩征税；户税，主要是依据资产（不含土地）来征收，而这与土地联系甚紧。地主占有的土地或林地越多，积聚的其他资产也就越多。所以从本质上讲，户税只是依据土地征税的变象。总之，无论是“地税”或“户税”都说明了土地已开始成为税收的主要依据。
换而言之，税制实现了从“丁身税制”到“舍丁税地”的转变。可以说，两税法开创了一个新的税制时代。以后各代丈量田亩制度的实行，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税制。北宋熙宁五年王安石的变法中有一重要内容——方田均税法，清丈全国土地，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质好坏分为五等，均等税额高低。这无疑是对履亩征税的完善。
到了明朝，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更是如此。张居正认为当时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为解决该问题他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田、民田、职田、均屯田等，一律丈量。到万历九年，清查结果是，全国总计田亩数7，013，976顷，大大超过了明以前的税田总数。
清查丈量全国土地，这在两税法实行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要知道，汉光武刘秀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曾下令“度田”，下了很大功夫，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而宋代以后清查土地却非常顺利，就是因为两税法实行以后都是以土地的好坏来确定税额的。
上述情况，影射了唐统治者在两税法的条例规定中充分注意了以土地为税收依据的精神。后来历代统治者丈量田亩制度的实行，又继续发扬了这一精神，这就使“舍丁税地”制逐渐确立和发展。
三、两税法的影响
两税法的制定及其颁布实行，是中国封建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适应了当时封建土地关系的转变，对唐朝后期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从政治方面分析
首先，扩大了纳税面，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唐朝在实行租庸调制时，课户是主要纳税对象，那些皇亲国戚、有品级的官僚地主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且贵族官僚庇荫着大批的客户，也不承担赋役。
两税法规定，不论主户客户和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不课户以及不定居的商贩，都一律负担税收。唐朝政府为扩大纳税面以增加收入注意查核户口。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朝廷共清查出主户一百八十万户，客户一百三十万户，一律编入当地户籍。于是纳税户随之大量增加，从而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唐朝在租庸调制破坏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没有保障。两税法规定数额征收，实行统一的税制，使国家赋税收入在相当长时期内比较稳定，这对战乱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实行两税法后，政府财政收入每年达到三千万贯以上，比实行两税法前增加了一倍以上，这就改变了财政上长期窘困的状况。
其次，均平了纳税的负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两税法的征收，不再以丁、户为准，而是以资产、田亩来计算，“以贫富为差”。正如当时陆贽所说“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从法令规定上来看，这些是合理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土地是资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所以当时诏令也承认“据地出税，天下皆同”。大中年间诏书也称，贵族、官僚、地主土地多，承担的税也相应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自耕农民身上的状况，并且由于停止了两税之外的苛敛，也缓和了当时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
再次，起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安史之乱后，中央统治力量大大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滋长，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藩镇特别是河朔三镇“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统一。两税法消除了财政上的混乱，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使中央经济力量得到加强。
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以后，“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随后朝廷制定税收的分配办法，将地方财权进行分割，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上供，即地方上输送到朝廷的财赋，收回了在安史之乱中丧失的部分财权，从而为平息藩镇之乱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中央利用实行两税法积累起来的财力，展开对藩镇的斗争，维护中央集权。
（二）从经济方面分析
两税法是在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遭到彻底破坏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税制，它适应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往今来，不少历史学家对两税法给予肯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