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的作者也都称赞两税法，认为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同时，两税法的实行还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并为宪宗削平方镇之乱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时，江南地区没有直接遭受大的战祸，两税法的推行，又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所以两税法施行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落在江南八道144万户的人民身上。
仅就水利来说，如李皋为荆南节度使时，修塞汉代废坏的古堤，“广良四五千顷，亩收一锤”；孟简为常州刺史时，“开漕古孟渎，长四十里，德沃壤四千余顷”。又如于頔为湖州刺史时，境内有西湖，“溉田三千顷，久湮废，頔命设堤以复之，岁获秔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于高邮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江西观察使韦丹，筑堤捍长江水，“凡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溉田万二千顷”。这些水利工程促进了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江淮一带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江淮一带是：“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陆漕輓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浙西的湖州，出产“贡橘柚纤缟茶、紵”等物，“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润州也是繁富之地，“大江具区惟润州，其薮曰练湖，幅员四十里，菰蒲蓤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浙东地方是“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正是由于当时江南经济的繁荣，才能负担起唐王朝沉重的赋税任务。两税法施行后，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商品交换，表现得更加活跃，这是因为庄园经济的分工，经济作物增多，手工业生产扩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唐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唐朝的封建政权，正是依靠江南地区的殷富财力得以勉强维持。
从社会生活方面分析。以两税法为主体的赋税制度变革，对唐代农民家庭和农村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的赋税制度下，农民的家庭结构、经营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商品交换的场地也开始向城市转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农村生活、城市经济以及国家税收结构等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两税法对农村户口和农民家庭结构的影响。两税法对唐代户口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首先，由于农民安心生产和生活，有利于人口恢复和增长，大量脱籍户重新入籍也使政府控制的户口迅速增加。其次，两税法以货币为主要征税方式，改变了租庸调下的僵化体制，农民家庭经营方式逐步多样化，对其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唐后期联合家庭明显多于前期，这与农民经营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两税法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固定的收税模式，“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货币成为税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征发徭役也以雇为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正如陆贽所说：“变征役以招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
同时，唐后期一些统治者也认识到商业和手工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将其与农业同等看待，如德宗就认为“通商惠人，国之令典”；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唐后期农村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宽松的政策为农民从事多样化经营提供了保障。这样一来，农民为完成国家赋税和养家糊口，扩大了以农业为主体的多种经营；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弃农经商，或靠佣工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农民从事多种经营，促进了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宣宗大和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除了粮食生产和买卖外，农民还从事商品性蔬菜和花卉的种植、甘蔗、柑橘和棉花生产。
这些在唐代的诗词中屡见不鲜。此外，渔业在唐代后期也发展迅速。专业渔民及半渔半农之家在江南地区人口总数中占很大比重，咸通时期诗人周繇说江州地区“乡户半渔翁”；杜荀鹤也说益阳县“户口半渔樵”。渔民捕鱼除自食外，还出卖以贴补家用，充添税款。因此，临近河湖之处或城邑附近往往有鱼市。
农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也大量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两税法不再抑制土地兼并，因此兼并现象更为激烈，出现了“农人日困，末业日增”的现象。唐代后期商业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其社会基础是大量的农民从商队伍。正如后人王钦若所评价的：“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农民亦农亦商，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或者靠出卖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