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称胡大少的胡风也给自己的一个定位，那就是“红三代”、“官二代”，并以此为自豪。胡风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是某位中央首长的马夫。可惜他不识字，解放前是一个农民，解放后还是一个农民。说错了，应当是市民。解放前家在湖北黄安，解放后家安在了北京。最大的职务曾担任过北京郊县某村的党支部书记。
爷爷虽然没能在官场上驰骋，但那位首长并没有忘记他。他的孩子胡一飞被保送到了哈工大，毕业后虽然被分配到了一家仪表厂任工程师，但很快就被组织上招唤到仕途上，一步步地升至中宣部副部长的高位上。胡风认为，自己的爷爷太老实，有首长关照，起码也应把身份转为干部，到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上任个一官半职。如果说爷爷太老实，父亲胡一飞则太谨慎。你是红二代，你怕什么？要是换作我，恐怕早就是省委书记了，起码也是省长。你看看你，虽然是一位副部级的高官，可一颗红心、两袖清风，你图的究竟是什么？
反观一下自己，虽然只是一名副区长，可在北京的地界上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他的感觉很好，也很满足。胡风认为，这才是当官者应有的感觉和境界。否则你当这个官干什么，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既然把自己定位于“红三代”、“官二代”，胡风就对中国的红三代和官二代很留心，搜集了很多资料。没事的时候，他就认真研究，仔细揣摩，看看人家的人生轨迹怎么样。某个人又是在什么时候跨上了关键性的一步，从而铸造了人生的辉煌。
当然，有些资料他虽然也收集，但他并不为意。很久以后，那个时候，胡风已经不是副区了。他看到过贺龙之女贺捷生少将发表了一篇文章《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胡风读了读，并没有引起什么共鸣。下面是贺将军的文章——《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
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今年是中国**建党89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党的90诞辰。回首往事，我有很多话想和青年朋友们聊一聊。最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有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作者是部队的一名将军，名叫蔡多文，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它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在网上竟然看到了对这种无耻论点的赞同。我在读蔡将军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50年前，那时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都充满向上的活力。而50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信仰变得多元，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蔡将军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我们谈理想谈信仰，似乎很不合时宜。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会走向沉沦和没落。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蔡将军在书中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3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是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