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为缅怀英烈，我不顾74岁高龄，特意回了一次故乡，重访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那里有我的先辈和亲朋，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5万大洋便可放人，送信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姑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贺满姑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年仅30岁的女红军用了极刑，我的姑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二姑贺五妹，她们俩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她们的牺牲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那一次就被杀害达80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旗帜，如蔡将军所说，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可以说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不久前，央视播出了一个名为《老大的幸福》的电视剧，去年，还播出过《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好作品。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社会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被激活。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我们应该循着这个目标奋发努力。
对于上面这篇文章，胡风的主要感想是，贺龙家族为新中国的建立牺牲太大了，死了2000多人。细想想，红一代的牺牲又何止是贺龙一家呢？红一代都一样爬过雪山、啃过草根，出过力、流过汗、撒过血啊。可见红二代、红三代享受一些特权，根本无可厚非。胡风觉得，只要红二代、红三代不是白痴、脑残，就应当统统委以重任，把红色的江山一代一代传下去。为什么，这是父辈们牺牲换来的，是爷爷牵马牵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