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回到总统府后，找来参议院议长容闳，表明了自己要做中国的拿破仑之决心。容闳也觉得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想法。一个月后，中华帝国修改了宪法，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每一任五年，最多连任五届。八百名议员中，有657人投票赞成，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
袁世凯被停职后，李经述让谭嗣同接任了廉政局局长的职务。袁世凯主动辞去了复兴会委员的职务，回到河南的安阳养老。袁世凯没有回老家项城，这和他的身世、家事有关。袁世凯1859年生于河南项城袁寨。袁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七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lún_lǐ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河南项城的老家。
作为直鲁咽喉、平汉铁路重镇的安阳，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这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居家迁到了安阳隐居。
李经述在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对全国发表了要全面彻底革新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过去十五年，你们都从我们的政府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几十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再一次当选总统，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在接下来的十年，我并不是要将强大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我们的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很多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高科技东西却十分匮乏。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贬损和剥削我们的劳动者。
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购别墅、买小车，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以及仅仅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时代早已过时的祝辞，在这个摩登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除了鲁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呐喊：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而不是给特殊官僚或特殊人员。我知道，即使是中华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这些力量获得成功。现代社会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我们的青年，能否拥有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我们将把政治建立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政治是人民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我们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我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中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帝国。在这样的帝国内，人民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我知道，要建立强大的中国，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民。
命中注定当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时，这个国家的形势不容乐观。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像土地，我们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我们人民的生活依旧差于泰西国家。原因已经可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