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兆铭感到已不可能说服姜瑞元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独自的和平道路。汪兆铭最终还是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
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
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汪兆铭则脱离**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汪兆铭也明白得很，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汪兆铭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作出了选择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一是快胜论，认为中**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是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三则是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
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
193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公开发表和谈言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
因为华联目前军力强盛，日军奈何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想要先行解决**政府的问题，再来用人口和资源优势，压垮华联。
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政府崩溃。
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39年3月，日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姜瑞元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兆铭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