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汪兆铭等“主和派”开始了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姜瑞元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兆铭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身为党**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姜瑞元，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兆铭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姜瑞元下野。
11月16日，汪兆铭和姜瑞元一同吃饭时，劝对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他在饭局中温声劝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自是无法答应这种条件，他板着脸反问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姜瑞元还是不肯答应说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
于是他将汪兆铭一个人弃置不顾，睡觉了，这也促使汪兆铭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兆铭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他派妻子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姜瑞元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
龙云对陈璧君下了承诺汪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姜瑞元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红门和冯焕章等少数赤化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938年11月12日，汪兆铭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红门，因为双方约定在内蒙建立防红区，并且同意日本在那里驻兵，以应对来自苏俄的威胁。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要不是被华军收复了南京，现在这个为政府还可能继续存在着。
日方本来计划汪兆铭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兆铭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他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兆铭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