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学讲堂，如今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一为经学名家刘炫，坚持孔壁古文《尚书》为真，一为黄州总管司马杨济，质疑如今流传孔壁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微妙之处在于，杨济质疑的，是“如今流传”孔壁古文《尚书》的真伪，也就是说，他把先汉孔安国所献孔壁古文《尚书》，与东晋时重见天日的孔壁古文《尚书》分开了。
在那个时代，杨济读过明代梅鷟编纂的《尚书考异》，作者在书中对从唐代开始认定为真的孔壁古文《尚书》进行质疑，认为此版本实为伪作。
这个版本的‘原件’，就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据其自称是孔壁古文《尚书》。
破绽之一，西阳王宇文温已经率先质疑，那就是如今流传的孔壁古文《尚书》，其序（说是孔安国所作）的内容自相矛盾。
而刘炫的看法孔《序》所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即‘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即‘五典’，说的是常道。
又解释说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
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之要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谓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
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记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杨济没有纠缠，随后展开新的进攻：孔壁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前三句有问题。。
“允执厥中”为尧所说，详见《论语·尧曰第二十》，为圣人之言，而其余三句，是抄袭于《荀子》。
杨济认为，《荀子·解蔽篇》中引用《道经》所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而伪造《大禹谟》的人，把“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中的“之”改为“惟”。
至于“惟精惟一”，则是源于自荀子一系列论述内容而得，《大禹谟》里四句话有三句是抄的，其真实性让人怀疑。
刘炫不以为然，因为他的看法是：这三句话到底是谁抄谁还难说。
《荀子》一书，多出引用《道经》的内容，《道经》为何书？刘炫认为就是《尚书》的尊称，因为《虞书》云：道经，盖有道之经也。
《尚书》难道当不起有道之经的称呼？
对于这个说法，杨济立刻进行反驳，他还是用《荀子》作为反击的武器：《荀子》引用的书籍很多，引用《诗》则曰“《诗》云”，引用《书》则曰“《书》云”。
那么引《道经》，说明《道经》就是《道经》，没有尊称，不然为何引用别的书籍都没有尊称，何故引用《尚书》就要尊称？
《尚书》是六经之一，凭什么其他书没尊称，反倒是六分之一的《尚书》要用尊称？
由此反驳刘炫的说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并不是《荀子》引述《尚书》，而是《荀子》引述《道经》。
而最后一句“允执厥中”，杨济认为这不过是中原（河南）方言，河南方言说事之当可者即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
其所谓“中”、“不中”，如同南人所说“可”与“不可”，“好”与“不好”罢了。
“允执厥中”的“中”，无论身份贵贱谁都能说，本来就无所谓深玄高妙，结果作伪者不知道其“中”为一方言，故而连带着抄来的三句，连成四句共十六句圣人心法，简直是可笑之极。
‘真的假的，这样也行！’宇文温闻言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杨济上场之后，他根本听不懂辩论双方在说什么，可如今杨济说到“中”与“不中”，他终于听懂了！
浓浓的河南口音“中”、“不中”，对于宇文温来说真是太形象不过，毕竟千年之后，河南话也是这样说的，上古时期，几位圣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不就是黄河流域么？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自称是为孔壁古文《尚书》，不才认为，身居南方的梅赜可能不通中原河南方言。”
“梅赜有作伪之嫌，极有可能是伪造《大禹谟》时，把‘允执厥中’与别处抄来三句合作四句十六字，编作圣人之言！”
杨济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你居然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大禹谟》是假的！
“兄长，这这...杨司马所说，似乎很有...哎？”
刘文起想和身边的兄长刘文静交流心得，发现兄长竟然呼吸急促，双拳紧握，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讲台上的辩论双方，口中念念有词：
“果然，果然！当年读书时，怎么看都觉得这四句十六字有些古怪...
“兄...兄长...”刘文起见着兄长如同入魔一般，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他学《尚书》学得还不精纯，有时候得拿着书翻看才能与人讨论。
方才辩论双方言辞之激烈，他手上没有书，思路根本就跟不上，环顾左右，发现许多人已经入定，有的人则是拿着炭笔在白纸上快速的写着什么。
刘文静回过神来，扯着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