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仅仅是需要抢夺孩童，还需要建立自己的精英哨探。纵观在陆地上的几次遭遇战，全都是吃了哨探不利的亏，虽然报告及时，但是也不能料敌先机，这是晏世轮不愿看到的。然而，一匹马在南方要卖20两银子，1626年饥民峰起时，苏州战马的价格就到了60两一匹，而且马的形象还是惨不忍睹。饥民起义（作乱）后，北方的各个州府，一匹战马也会卖到80两尹倩，再加银子的价格在明末不断贬值，到了满清攻打到长江流域时，一匹驽马卖到150两似乎毫不见怪。中国的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没有出现过成建制的骑兵队伍，就是因为造假实在太高。而从匪徒处抢夺呢？看到曾经的盗匪们，连哨探都没全部配马，一个将领骑马，带领一群小卒出动，就是他们的哨探和所谓的“游骑”了。打劫他们，还不够大军几日的伙食消耗呢。
马匹，除了人员第二个让晏世轮犯愁的问题。商馆网络还没有遍布辽东，马匹来源真的很成问题啊。而来自将近400年后的晏世轮知道，中国只有两大战马产地，出产适合作战的良马。一个是阴山，一个是贺兰山。宋朝时阴山被辽国占据，贺兰山被西夏占据，所以宋朝缺战马。明朝时河套以北地区都是蒙古占据的，明朝后期战马完全靠河北提供，而且战马质量极差。以上还只是产地导致明朝战马少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驯养马的用途骑兵所用的马匹要求非常高，一般要求纯种的马，这种马的爆发力等都非常好，但就是缺乏耐力。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民族，所驯养的马匹最主要是杂种马（杂到极致就出现了一种驴马杂交的骡子）用来耕种作物，所以对耐力的要求比较好。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农用机械的普及，导致中国在后期养马的越来越少，更何况是纯种马。西方民族是以狩猎为主的民族，与马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很多平头百姓也投入到对马的驯养中来。再者，骑兵队伍是必须具备专业素养才能产生战斗力的队伍，驯养马匹、骑士所需的费用是惊人的（除了那些生在马背上的民族），咱们大明的官商士人或许资金可以达到要求，但在作战应用以及驯养规模等方面上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所有的这些导致大明骑兵的落后。
看来，务必要在贺兰山或是阴山两地，狠狠地插上两根钉子，为我金乡军，为我大明源源不断的输出战马！对，就这么干。随后，一个绝佳的思路出现在脑海中，在他心里泛着光华，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做这一切。
而至于为什么要搜罗流浪儿童，而不是青壮，因为在他看，金乡军蓬勃发展，需要的是成年人，各处建设需要青壮判枰青壮、上阵杀敌还是青壮，弄这些需要粮食喂养的青少年干啥。晏世轮微笑不语，笑话，他哪知道，16岁的少年4年后正是20岁，经过金乡军的训练，他们将是我们对付后金的军队主力，14岁到8岁的孩童尤其是男童，金乡军将教给他们知识，在农民起义军起事时，平定“义军”他们将是绝对的主力。但四年、十年后的事情讲给他他也不懂，晏世轮也懒得给他说。
这一思考，立即又回到了眼前的问题上——如何搜罗建设书院的人才。明末的各大书院屡经焚毁，现在能找到完好的已经不多了。在江、浙一带书院的集散地，晏世轮想到的就是，“终于有机会作案了”，遂在沿途，绑架了澹台书院、金乡书院，全部“打包带走”。尤其是苏州金乡书院，这特么简直就是为“金乡军”体系量身打造的。但是，他没有动四大书院，因为这几家书院太高调行事，即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四书院。天启五年(1626)八月，阉党张讷上疏参劾，奉诏俱行拆毁，变价助工。时顾、高、邹已先卒，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职为民，郑三俊、毕茂良令闲住。四书院因得知名于世。不过，不“打包”归不“打包”，没说不扫秋风啊？雁过不拔毛可不是晏世轮的风格，于是，在阉党的手伸向四大书院之前，在没有动四大书院一书、一册的前提下，晏世轮又“不小心”的做了几次案，绑架了孙慎行、郑三俊二位大牛，连同家小，全部“打包”。而在绑走大牛后，已经作案上了瘾的晏大人，又是将江、浙一带凡做“假好学”，但是晏世轮认为是真本领的文人士子造访了好多，识时务（听话）的，好生有情，视钱财如粪土的清流之辈（不听话的），全部打包带走。只因朝廷在之前曾四毁书院，看来真乃是非之地。
尤其是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执政时。张居正当国时，极力控制思想，对书院讲学特别厌恶。史载：“张居正最憎讲学，言之切齿。”他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他写信给宪长周友山，指责当时书院讲学为“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张居正本是徐阶的弟子，但张最不喜其师的聚众讲学。因有一批官吏假托立书院讲学依附徐阶，实际是借此以把持郡邑。万历七年，常州知府施观民搜刮民财，私创书院，张居正便借题发挥，一面将施坐罪革职，另一面即以皇帝名义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64处